柴桦的个人空间

2009年7月28日，夜。我独自站在上海街头，看霓虹炫彩、看现世浮华……

这是我第三次到上海。这一次，上海给我的感受有些特别。我看到的，只是面无表情的人群，以及他们的匆匆，没有情绪。我茫然；好像第二天自己不用过生日一样。

是上海变了，还是我变了？

五年半以前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高中生，我只能用单纯而缺乏穿透力的眼光扫视这座城市，稍微感悟城市与人的些许关系；今天回头去看，那时的我，对于繁华的理解还很肤浅，而那些所谓的感悟与思考则更是浅尝辄止罢了①。去年夏天，我又一次来到这座城市，跟随新纪元②的脚步，探寻大中华地区会议展览业的美好愿景；但在调研世博会的筹办情况时，我提出了这样一组“不和谐”的问题：从伦理思辨的层面，城市使生活更美好③，是否包含了一种对城市以外地区的潜在歧视？而我们在大张旗鼓地建设城市的时候，又是否考虑了人们对于城市化的接纳能力——如何确保所谓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是对美好生活憧憬，而不是对人的天然本性的异化？

面对美好和异化的较量，黄武雄④提出了“人类爱”的概念，他说：

这样将儿童超越偏见的特质加以定影，便是人格教育，便是人类爱的教育，也是人本教育。……即使看来远离人文社会的冷漠孤僻的人文研究都不能脱离人类爱。没有人类爱，没有文明传承作为心理背景的科学研究，研究者便沦为人与人竞争功名的工具，研究者便陷入技术性的智力较量而痛苦不堪。20世纪中叶以来，专业研究的这种倾向日益尖锐。科学研究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支，也步入后现代主义“文化工业”的沼泽，被茫茫一片不流动的死水吞噬。在后现代主义大梦正酣之时，科学研究者，逐一被安排在大型文化工业生产线的作业员岗位，以密集不断的劳力，进行研究工作。⑤

黄武雄对儿童整体观的辨认特质以及超越偏见的价值取向的推崇，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他对现代性的反思。其实，现代性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人们对现代性有太多的误读。我们今天在批判很多城市对于摩天大楼的狂热，它们错把高楼林立当作了城市化和现代性的标志。上海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场批判，因为正当别人热火朝天地修楼之际，上海的摩天建筑群早已建成多年；但对于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言，上海却无法逃避它的历史责任，因为太多的城市正把它当作范式去模仿。同样，当越来越多的人把今天上海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作为榜样去推崇，为它贴上“创业”、“实干”、“开拓”、“奋斗”等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标签时，却没有注意到它对城市居民本来生活方式的异化。是的，陆家嘴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也暴露出了城市化进程的重大问题：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城市里的人应该怎样生活？

去年在上海的六天，日程被讲座、参观和研讨占满，我没有时间真正深入到这个城市的内核中去，以至于对那组“不和谐”问题的解答也被空置起来；我们被安排去金茂大厦八十八层观光厅参观，但对我而言，那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那不是我想看的上海。今年我在上海停留了七天多，在这次对上海的私人访问中，我可以不受日程的约束，更自由地去品味这座城市。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清晨，在上海的地铁里，我看到的只是匆匆向前的人群，面无表情；年轻的他们好像既不快乐也无忧伤，但我看得出，他们没有时间在闲庭信步中享受生活，相反却正承受着生活的重压。侯晗告诉我，实际上，那些匆匆的年轻人，大多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怀揣梦想来到这里打拼的开拓者。但他们只是匆匆。他们成为了白领，但他们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吗？他们在所谓“先进”的西方企业制度近乎暴虐的约束下，疲惫于工作业绩和人际关系的压力，变得冷漠，也学会了对现实的逃避；他们以快乐为代价，换来了更高的收入，但不知道拿着高薪他们能不能抵挡住横流的物欲，避免用近于挥霍的消费来麻醉自己遭受内伤的心灵。

而上海本地人又过得怎样呢？彭彼乐推荐我看娄烨的《苏州河》，他说：“……恰恰是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才是最真实的城市性格；苏州河两岸拆迁工地上破败的房子是被阔步前进的经济遗忘的角落，外来农民工正是这座移民城市内心深处的不稳定感的象征——这才是具体到每个小老百姓的上海。”⑥ 遗憾的是，就是这些小老百姓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正在受到被错解的现代性的威胁而变得扭曲。距世博会还有一年，上海各个街道居委会已经开始忙碌，它们要应付一件大事，那就是“劝导”自己辖区的居民不要穿睡衣睡裤出门⑦。这让我想起了老电影里的场景：在上海的弄堂口，一位穿着浅棕色花格睡衣的中年妇女，裹着满头发卷，脚蹬一双精致的上海造小牛皮鞋，出来倒垃圾，顺便把弄堂内外的是是非非审视一番。然而，当一条条弄堂被建筑工地取代，人们从旧日的生活情境中走出来的时候却惊讶的地发现，原本象征高贵、富有以及闲适生活态度的睡衣，竟已从“最上海”的文化标志沦为了所谓“现代性”的大敌。“这是国家脸面的问题，”上海浦东新区昌里东路齐八小区居委会主任沈国芳如是说，“世博会时，外国人参观完园区出来以后拿着相机到小区乱窜，很有可能到我们小区来。”她的同事苏美芝也说：“国际大都市，最起码这一点，着装要做好……这样更显示一个大都市居民的素质吧。”⑧ 这些语言，表面上都很堂皇，但实际上不仅与城市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而且还暗含逻辑错误；她们可能以为把“国家脸面”这样的语汇搬出来，就无人再敢质疑她们的正确性了。有趣的是，在大人们装作一本正经的时候，《中国新闻周刊》在上海的一条弄堂里采访到一位名叫李恺艳的十四岁女孩，她说阿姨们穿着睡衣的那股“市井的亲和力”让她有种天生的好感；而谈到小区劝导着装的活动，这位90后则评论说，为了世博会这样小题大作“有点傻”、“有点应试的感觉”。真是童言无忌。中国人总是在担心在外国人面前丢了脸，这放在内地城市还情有可原，但上海这座自诩为“国际大都会”的城市，竟也担心在外国人面前丢了脸——其实，这本质上反映的是国民心底的一种自卑感：当我们总是把自一八四〇年以来的屈辱史挂在嘴边之时，这种油然而生的自卑感、以及伴随产生的卑尊屈膝和崇洋媚外就成了当代中国最为显著的民族劣根性⑨。《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质疑：上海，脱的不是睡衣，是自由；我要说：上海，脱的不是睡衣，是城市精神。当上海的小区居民都脱掉睡衣、换上正儿八经的衣服去打酱油的时候，我们只能哀叹，这不仅是在继续纵容业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城市同质化浪潮，而且还让小老百姓原本随性的快乐生活在所谓“国际礼仪”的约束中失去了光彩——这样的上海人，不就变得像那些不是上海本地人的白领一样了吗？

让我们姑且暂时放下“城市使生活更美好是否包含了对城市以外地区的某种歧视”这个问题⑩，其实，城市真的可以使生活更美好，至少是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更美好，只是上海离这个目标的实现，还差得很远；甚至于以“城市使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世博会，在某些方面上又倒过来成为了城市生活变得更美好的障碍。不过站在积极的观点和发展的立场上，我认为，与其说办这样一届世博会很讽刺，不如说办这样一届世博会很必要，因为世博会带来的不仅仅是若干园区，它还可以为我们带来新的城市理念——城市化的过程，绝不应该仅仅是对城市建筑外观和居民衣着形象的简单打造，更重要的是对城市每一位居民的人性关怀；上海在建造摩天大楼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吸纳新的城市建设与发展理念上也必须走在全国的前列：它亟需了解如何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宽容、更加宜居、更有人情味儿，让这座城市里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让每一位市民充满快乐、面带笑容。
 

 

# 左图：本文作者2009年7月26日摄于上海南浦大桥，点击图片可放大观看。
# 右图：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40期（总第442期）第41页，Getty/摄，原图右下角的说明文字是“当穿睡衣的习惯久远而牢固，那就是一个文化的标签”，点击图片可放大观看。

注释：

①关于那段经历，请参看我于2006年5月13日发表的博客日志《上海》。
②新纪元：这里指“新纪元行政管理精英培训计划”，是由九龙总商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培训计划及文化与学术交流活动，每年7、8月间在香港和两岸四地选定的另一城市举办，邀请两岸四地十余所知名大学的学生代表参加，去年是该培训计划的第十期，在香港和上海两地举办，主题是“大中华区域会议展览业的前景与展望”。
③城市使生活更美好：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英文译作「Better City, Better Life」。
④黄武雄：男，1943年生于台湾新竹，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教授，专业几何学，长期关怀教育问题，主要著作有《童年与解放》、《学校在窗外》、《台湾教育的重建》等。
⑤引自：黄武雄. 童年与解放[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77，82-83。
⑥语出pengbile对《城记（1）：城市主义的兴起》一文的评论。
⑦关于这一事例的详细报道请参看：张蕾. 上海：脱的不是睡衣，是自由？[J]. 中国新闻周刊. 2009/11/2. 10（40）：40-43。
⑧引文出处见注释七。
⑨民族劣根性：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的、共同的、严重的缺点；这一概念的详细解释请参看百度百科，词条：劣根性。关于这一问题，与本文主题关联不大，此处受篇幅限制不能展开，另文论述。
⑩关于这一问题，拟在《城记（5）》中作论述。

2009年7月6日。毕业了，准备搬离寝室。晓武、黄俊和我一起整理着各自柜子里那一摞厚厚的“珍贵历史材料”，并不时抽出一份来，相互馈赠或炫耀。我从黄俊那里收走了两本模拟联合国的小册子和一张尼古拉斯·凯奇的DVD，然后举着一张纸对他说：“看！杜主席的真迹！要不要？等她成名以后可以卖大价钱的。”黄俊摇摇头，坚决地说：“不要！”——全然不顾他们的同城之谊，而晓武也只是笑笑；然后，这张“可以卖大价钱”的便笺就被扔进了废纸堆。末了，黄俊又翻出一本红色封面的杂志递给我，那是2005年10月的《新周刊》，封面文章是《第N城——重庆和它的可能性》。

时隔五年，又见城记。如果说《新周刊》2000年9月以《成都：第四城》为题的报道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城市主义精神兴起的延续，那么这一次把重庆定位为“第N城”尝试，就是对城市主义攀向高峰的助推。正如《新周刊》所说，“成都和重庆的故事，是中国大地上最富魅力的双城记”，就像五年前说起成都就不能不提重庆一样，五年之后，在对重庆长达四十六页的报道中处处可见的，仍是成都的身影。成都与重庆，是战？是和？在剑拔弩张的口水仗背后，其实人们心里都很清楚，最在乎重庆的城市是成都，最在乎成都的城市是重庆——相互排斥又相互重视，这种充满矛盾的两面性，就是成渝双城关系的魅力所在。

但是，双城记中两座城市的心态却是不相同的。抛开千年来两地聚多离少的历史不说，从1954年并入四川省，到1997年直辖，重庆作为四川省纳税最多的城市，却只能享受一个普通地级市的待遇；虽然四十三年间，重庆作为一座重工业城市在GDP上从未超越过依赖第三产业的成都，但重庆人却也更乐意于无视这一点。时至今日，说起成都，大多数重庆人都会觉得，那是一座以省会的身份曾经占过自己便宜的城市；而成都，却正敞开胸怀接纳孔亮、长顺、老码头、曾毛肚、打渔郎等一个又一个重庆火锅品牌的进驻，在杯觥交错之间忘情于沸腾的辣椒与牛油。中央宣布重庆直辖之后半个月，爸爸和一行同行去重庆开会，汽车没有走高速公路，而是在乡间小道穿行，细细品味沿途的独特光景；后来，爸爸回忆说，大约刚进重庆地界，大家下车休息、到路边一户人家问路，一开口，那个半个月前还是四川人的川东汉子便不屑地反问道：“你们，是四川来的哇？”

重庆人不愿将直辖单纯视为一次普通的行政区划调整，而是将其看作一座城市新生的契机；至于能否把握住这个机会，在重庆人看来，则跟能否在文化上与四川划清界限息息相关。这就是重庆“去四川化”运动的开始。1998年的春夏之交，《重庆晨报》率先发起了“重庆菜应该叫‘川菜’还是‘渝菜’”的大论战——直辖尚不足一年，重庆人已经不满足于与成都争夺“川味正宗”的名号，想入非非地准备自立门户了。然而众所周知，中国八大菜系，川、鲁、粤、闽、苏、浙、湘、徽，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精神；川菜则又分为上河帮、下河帮和小河帮三个亚系，分别指的即是成都菜、重庆菜和自贡菜。由此看来，重庆菜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属于川菜大系之下的一个门类，总也摆脱不了川菜的七味八滋。但重庆人却不愿放弃这种努力，他们延续着江湖菜敢打敢拼的创新传统，企图打开自己的一片天空；然而，无论是南山泉水鸡还是翠云水煮鱼，只要厨师们还在拼了老命似地往锅里洒辣椒，它就还是川菜之一个部分的重庆菜，并不因为你辣椒洒得更多，洒着洒着它就脱离川菜变成了渝菜。

渝菜的故事的只是一个缩影。有人恰如其分地把今天的四川和重庆比作“分道扬镳的双生子”，关系已断、血缘犹在——历史文化的渊源注定了重庆人“去四川化”的努力不可能取得成功。所谓“巴文化”其实并无太多底蕴可言，当年的巴国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部落，文化未成体系，今天也缺乏实物证据可考，实际上无法担当起承载地域文明的使命；对巴文化的热捧，不过是重庆人为了现实目的的需要而杜撰的一种缺乏理性的热情而已。而重庆人开发出来的所谓“渝剧”，与还在苦苦挣扎的渝菜相比，则更是差了很多，甚至于连多数重庆市民都并不买账，空空如也的剧场让他们只好拿出自知之明重新把川剧唱开来。至于“巴山渝水”替代“巴山蜀水”见诸报端，则更是重庆文化圈内的极端者自欺欺人的把戏罢了；只要张口闭口说着的还是一口四川话，重庆就永远也不能否认自己与四川的联系——因为这些东西都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大家都看得明白，你要反对也只会被宣布为“反对无效”。重庆人一定要把“去四川化”看作寻找城市新生的开始，甚至将这作为重庆人具有“顽强拼搏”精神的佐证，却不知道，这只是自己永远都无法实现的一厢情愿。

城市的新生不来源于对过去的割裂，也不来源于对当下的杜撰；那些都是不符合城市主义精神的。一个城市自我意识的萌发，既要有基于复古的复兴，也要发展出时代条件下新的个性化内涵①。重庆作为一座城市要在直辖后获得新生，就应该敞开胸怀，不怕在为了复兴而对复古进行的探索中与四川发生联系；也应该脚踏实地，从今日普通重庆人的生活中去发掘新的城市精神，而不是用所谓的“渝剧”和“渝菜”来激起市民心中那份极端得近乎扭曲的城市自豪感。对“去四川化”运动的热衷，已经成为重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桎梏；对此，你不必摆出重庆经济发展的数据来向我证明什么，文化研究早已证实，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的先进性就将成为制约经济再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这一点上，韩国就是我们身边一个活生生的例子②；重庆必须要摆脱“去四川化”的思维，否则就只能沉醉于对四川那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当中。

然而制约重庆城市发展的文化因素并非只有“去四川化”这一个。重庆本来就是一座自身充满矛盾性的城市，码头与工厂、美女与棒棒、巴蜀文化与移民文化、摩天大厦与吊脚楼等元素在丰富着这个城市内涵的同时，也让这个城市在景观和思维上都显得有些凌乱；而这种凌乱的矛盾性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重庆人的城市观念——那是一种自信感和自卑感并存的矛盾状态。说到底，“去四川化”思潮的出现，潜意识里反映的是直辖后重庆人的自信满满。在西部，重庆从未把昆明、贵阳乃至西安放在眼里，而对于成都这个强劲的竞争者，已经成为省级城市的重庆更是绝对不会允许它与自己平起平坐；因此不难理解，想尽一切办法排斥四川、打压成都就成了重庆自然而然的选择。而在另一个方面，自视甚高的重庆却又极为自卑。也许有一些重庆人已经意识到，这座城市的新生仅仅依靠“去四川化”是行不通的，但遗憾的是，他们也并不能做到从本我当中去寻找新的城市精神，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上海、香港和纽约，于是自卑感油然而生。

重庆深深知道自己的差距，它太想把自己建设成内地的上海、大陆的香港、中国的纽约，以至于有意无意地忽略掉自己正面临的城乡一体化的艰难功课。余秋雨说重庆浮嚣，但他没有看透的是这浮嚣来源于自卑之中对虚荣的追求，也没有看透浮嚣背后掩藏的是激进的功利化色彩。重庆2002年就在讲“明天的重庆就是今天的上海”③，甚至还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设定了十年的期限，但整个“十五”期间，重庆投资、融资六千亿元，为的却只是发展工商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不仅涉及民生的农村城镇化课题丝毫未被提及，而且时至今日主城区内的公共交通也为人诟病，甚至闹出了公交车售票员高喊“同志们收腹，再上两个人”的笑话④。唯一确定的是，重庆的房地产业的确得到了大发展——城市地标解放碑渐渐被摩天大楼的阴影笼罩便是明证；而重庆斥巨资打造渝中区和滨江路，力图使鸟瞰之下的渝中区⑤在视觉上更像曼哈顿，使滨江路的夜景看起来能够媲美外滩和维多利亚湾，也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份虚荣心。令人惋惜的是，城市的虚荣心难以避免地化为了市民的虚荣心。重庆人宁可忍受摇摇欲坠的吊脚楼和拥挤不堪的公交车，也要支持那些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就算自己连半套住房都买不起，也要赞赏那座名叫“纽约·纽约”的楼盘——图的只是可以打肿脸充胖子般地向外地人炫耀，我住在这样一座大城市里，言语之中充满着自信与骄傲，却难掩心中的那份不安与自卑。繁华和现代化不等于高楼林立，不等于霓虹璀璨，更不等于可以把高楼和夜景当做炫耀的资本；繁华是一种基于民生的幸福感；重庆人在辛苦建设自己的城市的同时，或许还不明白，自己正在错解现代性。

重庆把香港当做自己城市建设的范式。香港和重庆一样，同为山城、临水而建，城市居民又多为移民⑥，但香港却表现出比重庆更为显著的包容性。那座城市似乎并未受爬坡上坎之苦、并未受水患之累，也并未在不同族群移民的相互攻讦中迷失方向⑦，这恰恰是值得重庆反思的地方——直辖十二年，前路在何方？如今夜登南山，我们看到的渝中半岛用最委婉的语言来说只能是与香港“形似神远”；四川美术学院⑧周琮凯副教授一语中的——重庆最土的地方就是自称为内地的香港！邯郸学步的道理我们都明白，重庆可以学上海、学香港、学纽约，但重庆毕竟不是上海、不是香港、不是纽约；不敢于正视城市底层肮脏角落的普通民生，依靠对他人范式的生搬硬套，就不可能在复兴城市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时代条件下新的个性化内涵，重庆这座城市的新生也就还要继续等待破茧的那一天。

遗憾的是，重庆还来不及实现在城市精神层面上符合城市主义原则的精彩转身，它的自卑感与虚荣心，以及由它们导致的浮躁情绪却已几乎成长为这座城市、和它的市民的性格。人们总是说重庆人的性格是火辣的，但却没有读出这火辣背后浮躁的潜台词。有人说，三百公里的距离容纳不下两座中心城市⑨；对这一点我不置评论。但我看到的是，很多前些年在成都购置房产想要在假期里享受这座城市休闲生活的重庆人，而今又纷纷抛售房产离成都而去——他们抱怨重庆的快节奏让自己已经无法融入成都的慢生活，有些人甚至于还企图将自己事业的失意也归咎于被成都传染了闲散与惬意；这折射出的实际上只是他们自己对问题的逃避：浮躁才是重庆人最大的敌人。说成都人休闲，这一点不假；可是休闲的成都人却从未忘记如何奋斗：不仅成都的高新西区业已成为西部规模最大的IT产业园区，而且成都的会展经济也因其蓬勃发展而吸引了世人的目光；更为重要的是，成都人的奋斗不是为了建设虚荣的表象，而是为了改善普通人的生活。农民工子女如何上户入学、村民宅基地如何实现还耕、城市住房拆迁如何保障物权、灾后重建如何统筹城乡——这些，是成都人在努力思考并为之奋斗的问题；重庆人又何尝不需要这样的思考呢？然而，我们在重庆看到的却是“史上最牛钉子户”的出现⑩，它所表现的恰好是重庆激进的城建思维和市民浮躁情绪的猛烈碰撞。当然，重庆人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也有反思。如果说四川人曾经热衷于对所谓的“盆地意识”展开自我批判的话，而今重庆人的这种自我批判则来得更加积极些。众所周知，重庆并不处在盆地当中，那又何来“盆地意识”呢？因此四川人和重庆人的自我批判本质上是不同的，四川人更多的是对自己蜗居盆地、随遇而安的生活状态的反思，而重庆人则是透过所谓反思发泄源于对城市地位的自卑而产生的浮躁情绪——重庆人高喊着“走出去”，仿佛北京、上海、香港和美国就是事业和生活的天堂、就是人生成功的标志。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扭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从重庆的中年一代向青年一代蔓延：高中学生要是考上北京、上海、香港的大学就万人称赞，要是直接申请到国外读书，更是全家光荣；留在重庆读书成了末位的选择和失意的象征，而一个医学生要是不读重医而读华西*，即便不被旁人视为奇耻大辱，自己内心也始终耿耿于怀。其实，在哪儿求学、在哪儿创业、在哪儿生活又能说明什么呢？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向我们证明了内心的坚韧比环境的优越来得更加重要，可是重庆人始终放不下这种情结：他们迫切地期望自己简历上罗列的条目更赏心悦目一些，就像他们期望滨江路的夜景更像外滩和维多利亚湾一样。其实重庆人曾经也懂得生活的。自由文化人廖一百曾在DV中记录了重庆十八梯上一位悠然在路边卖酒的老人，他教训着身边的年轻人——“生活，你们懂个屁！”但当《新周刊》的记者找到这位老者，试图买一碗他自酿的醇酒以便拉开话题时，老人却拒绝了，他说：“你们这些，不是喝酒的人。”是啊！已经不是喝酒的人了！重庆人必须要明白，从“去四川化”当中寻觅不到城市的精神，对上海、香港和纽约拙劣的模仿也换不来城市的新生；重庆新的生命只在于重庆自身；即便今天的中国大地上每一座城市都可以吃安德鲁森的面包、喝星巴克的咖啡，忘却十八梯上的老酒，但重庆的生命只在于重庆自身，每一座城市的生命都只在于它自身。拒绝返回自身去探寻，就意味着对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城市同质化浪潮的继续纵容。忘掉“内地的上海”、“大陆的香港”、“中国的纽约”吧！忘掉马云、俞敏洪、李开复吧！看看轻轨桥下的贫民窟，看看码头之上的装卸工，再看看台阶脚下等待雇主的棒棒，正视这些吧！只有从历史和当代的底层中才能挖掘出城市精神新的源泉**。

但是重庆不会在意我的疾呼。因为我只是一个成都人，他们看不起的、要战胜的以及要抛弃的成都人。

今年三月，我和朋友聊天时曾谈起一个问题——世界上你从未去过而最想去四个城市是哪里？朋友们说了很多地方，我说，我的选择是“温哥华、墨尔本、新加坡和重庆”。大伙儿哑然失笑，说，重庆和前三个城市不搭调吧！随即大家止住了笑，感叹道，明白了，你一定是想去体会体会重庆，研究一下成渝两地的恩怨吧；我点头称是。其实我曾经两次到过重庆。1997年重庆直辖前夕，我在参观完大足石刻之后，莫名其妙地被拉到渝州宾馆住了一晚，连重庆长什么样儿都没看清，第二天清早便回了成都；2008年夏天，我从香港回家，因为成都的雷暴天气，飞机先后备降贵阳、重庆，我在江北机场的停机坪上呆了两个多小时，连飞机都没有下。我真的可以说自己曾经两次到过重庆吗？我觉得还是说我没有去过重庆恰当些罢！我有点不能容忍自己与重庆两次擦肩而过；但让我更加难于接受的是，重庆人在文化研究上的浮躁与冲动，总要在有意无意间把对成渝恩怨的研究变成一场毫无价值的口水仗，以至于习惯了包容的成都人也开始思考包容的底线原则和以暴制暴的可能性。所以，时隔半年，我已决定把重庆从那份四座城市的名单中删去；我想我已经足够清晰地认识到了一个重庆，因此，重庆，就不会吸引我再去。

《新周刊》不吝惜溢美之词，把“第N城”的名号送给重庆，盛赞重庆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前提是重庆人要能发掘出那种自我觉醒的潜能，走出自信感与自卑感交织的矛盾冲突，放弃对四川无端的排斥和对上海、香港、纽约媚俗的追求，学会正视自我。否则于我而言，重庆的可能性就不是无限，重庆的可能性就在凋零、就在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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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对这一观点的详细阐述请参见我在《城记（1）：城市主义的兴起》一文的评论中对pengbile的评论的答复。
②关于这一观点，请参看：萨默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Culture Matters）：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C].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③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语。
④关于这一事例，请参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009年10月24日18:00—19:00播出的《共同关注》栏目。
⑤重庆卫视曾长期在广告间隙插播题为《鸟瞰新重庆》的专题片，其中有大量从直升飞机上俯拍渝中区的画面。
⑥史料记载，明末张献忠屠蜀以后，1685年重庆府人口不足三万，加之当代兴修三峡水利工程的影响，因此说重庆的城市居民多为移民大抵是对的。
⑦关于这一点，我拟在《城记（5）》中作详细阐述。
⑧四川美术学院，位于重庆。
⑨重庆到成都的距离大约为330公里。
⑩参见中文简体维基百科，词条：重庆杨家坪拆迁事件。
* 重医，指重庆医科大学；华西，指原华西医科大学，现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位于成都。
** 只有从历史和当代的底层中才能挖掘出当代城市的精神的源泉：pengbile语，出自对《城记（1）：城市主义的兴起》一文的评论，原话是“要寻找城市的性格，就要去历史和当代的底层中挖掘”。

如果你在网路上键入“城市主义”这四个字，你得到的结果与源于美国的一场城市规划运动有关，但那并不是我想说的“城市主义”。

从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山谷、平原、河流交汇处建立自己的定居点开始，城市的历史就诞生了；自那时起，城市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就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这种重要性直到很多年以后才逐渐被认识到。不错，古老的中国一直代表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在中国的版图上，城市和广袤的农村相比，实在是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妄下结论，推测城市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会有欠缺之处。恰好相反，虽然农业一直以第一产业的身份占据着国民经济的根基地位，但是无论是古代的朝代更迭、近代的农民起义，还是现代的农村包围城市，胜利者之所以胜利的最终标志，毫无例外的都是对城市的占领——只不过极少有人把这一点说破而已。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历经变革的国际政治格局是真实还是虚伪，也不去讨论每一个国家的主权与领土界限是否符合最新提出的国家理论；当我们着眼于某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城市的作用是把这个国家连续的广阔空间，转化成更容易抓住的一些关键点，以点带面，牵出整个蓝图；就好像在数轴上抓住有理数，放开无理数一样，城市的链接，有时候比“省”或者“州”的拼图来得更加直接。

于是这便点出了城市在功能上的同一性。对内，城市是人们的定居点；对外，城市是国家的构成体。然而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功能上的同一性是否会导致文化上的单一性？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但是在相对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城市之间在文化上的区别确实并不明显。譬如对于“西安和上海有什么区别”这样一个命题，你可能会说，西安有兵马俑、上海有新浦东；西安有羊肉泡馍、上海有新派沪菜；西安人说陕西话，上海人说上海话……是的，这样的区别很多，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些区别，很多是自然力造成，而并非由现时的城市居民自己的力量所决定。我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即，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断面上，住在西安的一位居民和住在上海的一位居民对于自己生活的体验，究竟有什么不同。试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住在一样的红砖筒子楼里，穿着一样的蓝布衬衣，凭一样的粮票肉票买菜，看一样的革命样板戏——这样的生活，似乎和西安、和上海这两座城市本身并无必然联系。这两位居民之所以成为西安和上海的居民，不过是因为他们的祖辈一直就是西安和上海及居民，或者因为某种原因迁徙到了西安和上海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于城市的感情就注定不可能是饱满的，而是被冷淡和麻木所占据。

使这种情况发生改变的是经济的发展。虽说城市功能上的同一性和文化上的多元性其实从来都是并存的，但当生活渐渐殷实起来，人们就不会再更多地把精力集中在生活琐事上，相反对城市的文化生活体验有了更高的要求；而经济发展对城市建设的推动，又反过来对人们进行了一次城市意识的大启蒙。1992年，成都的“一号工程”“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正式开工，城市里四处可见“府南河——成都的母亲河”的大幅宣传画，加之电视广播里充满城市自豪感的热情洋溢的报道，唤起了市民们对这条河流的深刻记忆和浓厚感情；同一年，我走进了府南河畔的一所小学，开始了人生漫长的求学道路，我不仅亲眼目睹了这条河流的沧桑变迁，而且更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段历史的参与者——我调查过府南河的水质、擦拭过河边上的护栏、为府南河的建设者送过开水、为共生的环保船队书写过船帆；甚至于在活水公园还在规划的时候，我就在一号桥头的乱石滩上顶着寒风为成都的环保事业呼喊过；在府南河工程还没有完工的时候，我就在成都经济电视台的演播大厅里对着镜头为自己的城市理想抒怀过。1998年，府南河工程全面竣工。这个历时六年、耗资二十七亿元的浩大工程，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生活环境的改善、沿河房地产业的大发展，也不仅仅是联合国人居奖的那一面奖牌；更重要的是，它让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恍然大悟——原来我居住在这样一座名叫成都的城市里、这座城市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她被岷江之水滋润着，柔情似水、含情脉脉，而又恰如水的外柔内刚，她的内心蕴含着一种伟力，推动自身的革新与发展，引导整个城市的文明进程。

像成都一样，这种带着文化自觉色彩的城市意识的萌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很多中国城市里悄然拉开了序幕。2000年，《新周刊》以“第四城”为题热捧作为一座城市的成都及其生活方式，这不仅让人们更加重视城市的自身定位与精神内涵，而且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自己的城市能否成为“第四城”甚至“第一城”。而对于成都人来说，从2001年提出“旅游城市、休闲城市”的城市角色定位，到2004年提出“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的城市精神表述，都标志着自身城市意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成熟。

不能忽略的是，当城市意识在中国的城市之间迅速发芽生长的时候，原本趋于平淡的城市间关系也逐渐发生着激烈的变化，每个城市都在盘算着自己如何超越对手成为“第四城”乃至“第一城”；而在这种城市与城市的竞争中，“城市意识”也悄悄向“城市主义”发展——人们学会了采用更加充满热情的方式来讴歌自己的城市，有意地稍稍压抑自己思维与行动中绝对理性的那一部分，以便表达出更强的号召力和煽动性，从而满足自己对城市自豪感的渴求，也使自己的城市从中受益。那么，城市主义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本已成熟的城市意识遭到了扭曲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急于作答。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城市主义只要不走向抛弃理性、不走向城市间的相互攻讦，便是良性竞争下产生出来的一种健康力量，有助于推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实现“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的目标。

汶川大地震后一个月，在距震中只有90余公里的成都，城市主义的光辉帮助在血与泪中摸爬滚打得已经近乎麻木的人们战胜了疲惫、再次鼓起了无畏的勇气。2008年6月14日，苟伟作曲、张靓颖演唱的公益歌曲《I love this city》录制完成，让成千上万的成都人在歌声中纵情流露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爱；2008年7月13日，“因为有你，成都更美好”的大幅公益广告出现在成都街头各个角落，我从医院下班回家的路上，虽然身心疲惫，但心里却是甜的，因为我知道，我的辛苦努力也化作了这个城市美好的一部分。

城市主义的兴起给我们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带来了新的活力，而我，则将继续用城市主义的视角来考察我们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在这个考察过程中，我会将城市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城市给我的主观感受结合起来；当然我也注意到了极端城市主义出现的可能性，但我并不避讳谈及文化上一些极端的方面，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方面同样可能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而且也因为在有过极端的考量之后，我们也许能更好地去创造一个平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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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引言]
这是今年五月我为《〈医学史〉纲要：十九世纪以前的医学》一书所写的后记，虽然篇幅极短，但我却异常珍视。地震至今的忙乱，让我没能完成业已进行了四年的研究，在尚未完全读懂“大学的精神与理想”这一课题之时，就匆忙迎来了大学的尾声。好在在这个尾声里，我完成了这样一篇后记，没有错过向大学表达自己心声的最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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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阅读了《〈医学史〉纲要：十九世纪以前的医学》这本小册子。尽管这本小册子现在被称为教材，但我在最初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并不是这么想的。这是《医学史》（上册）这本700多页的巨著的精简版，是站在原作者那个特定的视角上对十九世纪以前的医学进行的提纲挈领式的概述。很重要的是，你在阅读它的时候能保持批判的眼光和拓展的思维——你应该学会鉴别其中观点的对错，并抓住一些有趣的要点，去进行更加广泛的研究性阅读，这在我们建立正确医学史观的道路上至关重要。

更为有意义的是，对医学史的研习提醒了我们这一代人，医学绝不仅仅是一门知识与技术的学问，也不是简单地依赖背诵书本和重复劳作就能有所作为的学科；自其从魔术与宗教当中起源，到摆脱教条的束缚走向新世纪，医学包纳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的思考，早已成为一门与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密切相关的艺术，而对这门艺术成长过程中的美的探求，以及对其自身不确定性的追问，则是我们应该、也必须付出努力去做的事情，因为这种探求与追问的精神，不仅正是大学精神的本质所在，也恰是我们今天用以维护大学的理想与尊严的最好方法。

六月七日晚上九点半，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从SCUMUN2008的会场走出来，和杜韧一起上了返程的出租车。前一夜，我只睡了一个半小时。我把座椅的靠背放低，舒服地趟在上面，眯缝着眼睛窥看科华北路霓虹璀璨的夜色，任凉风透过窗隙轻拂在我微汗的脸上……突然，汽车一个左转弯，摇晃中我想起了什么，稍稍侧过头去低声问杜韧：“今晚是不是有欧洲杯揭幕战？”我知道她也是老球迷了，从四川全兴vs前卫寰岛的时代就是；可这一次，她也许是不太清楚，也许是假装不太清楚，只是说：“柴师兄，我觉得你今晚回去最好什么都不要做，直接睡觉吧，小组赛不好看，明天还有一天的会呢。”我不服气，嘴上嘟哝着“我要看揭幕战”，心里却很清楚杜韧的建议是对的。

那一夜，我没有看球。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脑海中闪回的是1992年从递补到夺冠的丹麦童话、1996年决赛比埃尔霍夫的金球制胜、2000年半决赛荷兰队点球的六罚五失，还有2004年登上欧洲之巅的希腊传奇；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届欧洲杯于我而言会如此不同——我很快就睡着了。

六月八日，SCUMUN2008落下帷幕，我第一次去吃了乡村基，杜韧后来说那天吃饭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六月九日，照常上班，早上七点四十五到科室，晚上几点钟下的班我也记不清了。地震过去已经将近一个月，但伤员们却离康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不能忘记我的病人中那两个同是十七岁的地震伤员，一个男孩来自北川一中，一个女孩来自汉旺东汽中学。都是挤压伤后急性肾功能衰竭，都是双下肢骨筋膜室综合征切开减压术后，都是污染伤口，男孩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女孩是大肠埃希氏菌感染。过去的几个星期，我每天做特大换药十多次，与护士老师斤斤计较使用棉垫和隔离衣的数量，试图让截肢的危险远离他们。男孩的左小腿有明显的坏死肌肉组织，散发出令人难忘的特殊气味；女孩不哭不闹，因为她的左小腿皮温和感觉一直都不好，用镊子刺激肌束也没有太多反应。这多少令人感到些许无能为力，抗生素的应用更像是例行公事，换药也只能理解为保持切口的清洁干燥，让他们稍微舒服一点。反复请骨科的老师来为他们会诊，抉择是艰难的，我们在不安中等待再等待，希望有奇迹会发生，同时也担心局部的感染会发展成脓毒血症，使刚刚有所恢复的肾功能雪上加霜。终于，他们还是都做了左膝下半开放截肢术。手术过后，女孩依然安静；每次去给男孩换药，他就会问，我的伤口要多久才长得好，假肢好用不好用……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我依然是周一至周五每天睡五小时，周六睡六小时，周日睡七小时。我很疲惫，好在将近两年的健身房常规训练保证了我身体的健康。渐渐地，我发现我喜欢上了值班，值24小时，因为那样我中午就不能离开医院，百无聊赖，也就只好睡个午觉。

欧洲杯也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我几乎每天都忙到凌晨一点半才睡，那时十二点钟那场比赛差不多正好快要结束，但事实上我却从没看过一分钟的直播，甚至就连每晚十一点的欧洲杯专题节目也错过。等我忙完手中的事情，开始展望两点过的第二场比赛时，我知道我必须睡觉，因为六点半就要起床，明天还需要有足够的体力站着交班、站着查房，当然，还要给截肢的伤口做特大换药。

我回想起2000年欧洲杯的时光，那时正是初二下期期末考试、然后进入暑期补课的时候。我很反感补课，强烈抵触情绪与炎热异常的天气相映成趣；可我毕竟无法摆脱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现实，纵然是暑假，每天放学回家后也不能正大光明地娱乐，仍然是乖乖地钻进自己的房间，抓紧时间学习。我的房间里有一台18寸的长虹电视机，据说和我同岁，自从家里换了大彩电以后放在我房间已经有好几年了，坐落在那台夏普双卡座收音机旁，从来就没有打开过。每天上学，我自然不能在三更半夜看赛事直播；于是每晚八点的欧洲杯专题节目毫无疑问就成了我的首选。关上房门，打开老长虹，把音量调到蚊吟一般，享受欧洲杯的视觉盛筵。偷偷摸摸总是紧张的，我时断时续地看，短短一个多小时的心动时分丝毫影响不到我的学习；欧洲杯过后就要搬家了，连续好几个月的繁忙与劳累让爸爸妈妈无暇顾这些及毫厘之事，竟似乎没有起一点疑心。就这样，我认识到了意大利铜墙铁壁式防守的牢不可破，我体验到了荷兰五球狂扫南斯拉夫酣畅淋漓，我享受到了葡萄牙黄金一代性感足球的赏心悦目；就这样，我看到了意大利球员紧身球衣勒不住的激情与活力，我目睹了比利时老门将德维尔德失误加红牌的尴尬与遗憾，我见证了因扎吉攻入个人国际大赛第一球后的欣喜与激动……我不能忘记球门线上的托尔多在点球面前变成上帝，不能忘记哈吉以被罚下场的方式黯然结束自己的告别赛，不能忘记沙维尔的手球断送欧洲桑巴的冠军梦，不能忘记特雷泽盖金球绝杀意大利引发的我的复杂情感……2000年的欧洲杯，它不一定是最精彩的，但却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即便是1992年舒梅切尔的伟大扑救和1996年加斯科因的挑球过人也不能超越。

地震过去一个月了，伤员开始转往全国各地接受后期康复治疗，男孩和女孩都去了上海，我打算在七月份访问复旦大学时顺道去看望他们。我依然很忙，地震伤员转走后空出的床位不到两天就又收满了新病人，然后，过道上开始加床。一个家庭贫困的中年妇女多方求诊未果后被我们确定为多发性骨髓瘤，一个藏区前来的独肾病人已经到了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二床的邹大爷消化道出血用上生长抑素也止不住，五床的杨大伯正上着免疫抑制剂又不幸遭遇医院内感染不得不转去ICU。

渐渐地，在病人的来来去去中，我在肾脏内科的实习就要结束了，欧洲杯也进入了淘汰赛阶段。这时候的欧洲杯，再也没有被安排在十二点钟的场次了，三点钟的比赛对我来说有些遥不可及。我知道，过于执着于无法实现的目标反而会频添很多烦恼；我在想，是不是该选择放弃呢？“学会放弃，也是一种美德”——这是我最近几年常对自己说的两句话之一；另一句是“沟通，总比不沟通好”。我一点一点地从压抑与烦躁中向外挣扎，因为我告诉自己，至少我还有机会看决赛，我一定要为自己安排好时间看决赛。

欧洲杯水平更高，但世界杯更加重要。自从1986年马拉多纳连过五人的惊世入球成为世界杯的永恒定格后，人们更把世界杯当作了一种象征。1990年，我们有斯基拉奇的传奇故事；1994年我们有忧郁王子的悲喜交加；1998年我们有英阿大战的激情四射；2002年我们有奇拉维特的壮志未酬……我安慰自己，尽管世界杯如此精彩，但我不也只看了半决赛和决赛的直播么？

我情绪好了许多，精神抖擞地转到了感染科，虽然我身体上依然疲惫不堪。转科当天早上，吕主任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我们根本没想到她一来就会提问。只见她从病历里抽出一张药敏报告单，突然转过头来对我们说，你们谁来解读一下这张报告？当然是我来，我平时对抗生素的应用还算有点兴趣。解读完毕，吕主任不置可否，继续问，刚才你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多重耐药，一个是交叉耐药，解释一下。我解释了，她并没有太多表情，嘴里小声说，嗯，还不错，没有一问三不知。

这就是我在感染科的开始。我只是没料到，地震期间无病人可收、甚至把病房让一半给骨科用的感染科，在这时候会如此的忙碌。医学院有句俗话，说“除了指甲盖和头发丝不会长结核，全身任何地方都可以长”，这形象地说明了感染性疾病的累及的范围之广，何况指甲盖还可以被真菌感染，全身上下广义上不归感染科管的看来也就只有头发丝了。我管十二个病人，这些病人中，有锐器伤后伤口感染伴假性动脉瘤形成的、有马尔菲尼青霉菌感染深达骨髓的、有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伴重度肺间质纤维化的，还有慢乙肝、脑膜炎、原发性低颅压、支气管残端瘘以及若干发热原因未明的。地震期间都能在晚上七点前下班的我，这时却经常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

感染科是我请急会诊最多的一个科，甚至于我一天之内要接待三、四个急匆匆赶来、又急匆匆离开的老总。我记得一个星期六，本不该我值班，我照例打算早上去查完房就走，可是三个急会诊病人加一个新病人让我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我心里的两种情感很矛盾、很冲突——我很烦躁，好端端的一个周末就这样全泡在了医院里，不仅没有得到必要的休息，还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我也很充实，我觉得我帮助了我的病人们。想起那天来会诊的三个老总，他们一边写会诊记录，一边说了同样的话：这个请会诊记录是你写的？嗯……写得好，很清楚，字也写得漂亮！我想我是用了心的，即便我很累，即便我失去了周末，我也没有敷衍任何人，心里充满着欣慰。

那一夜，我很快就睡着了，我甚至没有去想欧洲杯。

我也很奇怪，我竟然会没有去想。

两年的这个时候，正好是德国世界杯如火如荼的时节。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也是期末考试的前夕，一切都和2000年的欧洲杯那么相似又那么不同，我再也不会像当年那样，抱着老长虹偷偷摸摸地看球了。课已经上完，我每天很规律地执行着自己的复习计划，没有半点懈怠。晚上十点半，我结束自习从教学楼出来，慢慢悠悠地从明远湖畔徜徉而过，尽管夏夜水汽迷蒙，但偶尔拂过的一丝微风也沁人心脾。我打好开水，回到寝室，恰好快到十一点，室友们已经在客厅里摆好茶几和小板凳，围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第一场比赛的开始了。茶几上，有大家买来的各种零食，我也不时带回一大包薯片或几个鸡蛋饼与大家分享。我们在澳大利亚3：1逆转战胜日本时听到了响彻校园的欢声雷动，我们在伟大的左后卫从卢卡斯·尼尔脚下得到点球时亲历了黄健翔的激情三分钟，我们在贝克汉姆凭借自己的一条右腿把英格兰带出小组赛时预感到了三狮军团前途的隐忧。大家时而一起欢呼，时而一起怒骂，时而讨论起自己喜欢的球星，时而分析起比赛中的技战术运用，一个热闹的夜晚就这样度过。凌晨一点不到，大家各自睡去，谁也没有提起三点钟的那场比赛，仿佛已然忘却。

我在学校里总喜欢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那时我一般会比闹钟早醒两三分钟，闹钟的电池也就总是用不完。洗漱停当，七点钟到，中央五台准时播出世界杯晨光战报。片头中，伴随着主题曲优美的旋律，镜头艺术地再现了凌晨三点那场比赛前前后后——在这些镜头中你看不到进球、看不到红黄牌，更看不到比分；你只能从人物的动作和神情中揣度几个小时前球场上发生的一切。我喜欢这种优美而委婉的镜头语言。在这些镜头中，我看到了黯然离场的鲁尼和腿上敷着冰袋掩面哭泣的贝克汉姆，我于是知道英格兰再一次出局了；在这些镜头中，我看到了俱乐部队友德科和范布隆克霍斯特穿着各自国家的球衣坐在场边无奈地聊天，我于是知道那一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以至于他们竟都被红牌罚下；在这些镜头中，我还看到了格罗索和皮耶罗幸福的笑容，我于是知道意大利竟在加时赛中让卡恩的球门两度失守……晨光战报的短短十多分钟，拉开了一天的美好序幕，我哼着主题曲的旋律，急急忙忙穿过食堂赶去教室，或者是进行复习，或者是参加考试……

经历了一个忙碌而残缺的周末，星期一，我还是照常回到感染科上班。事实上，除了我们到科的第一天，吕主任就再也没有对我们板起过脸，她很和蔼，虽然和蔼中透出些许严格和对原则的坚持。感染科依旧很忙，我每天都要鼓励病情最重的张婆婆和辜阿姨，她们有时会缺乏信心，这并不奇怪，我对她们的病情也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依然认为乐观和信心非常重要，放弃它们就等于放弃了希望，放弃它们奇迹也就永远也不会光顾。

我说，一定要为自己安排好时间看决赛，实际上我一直连决赛是什么时间都不太清楚，模模糊糊只记了个六月三十号，大概是六月三十号晚上吧，也就是七月一号凌晨。我一直这样认为。直到决赛前三、四天，薛硕才纠正了我的错误——不是六月三十号晚上，是六月三十号凌晨。

这已经是我今年第二次犯这种错误了，一个月前，我就因此错过了欧洲冠军杯决赛。

说起来真的很久没看球了，今年的欧洲冠军杯几乎没在我脑海中留下任何印象，以前每周必看的英超精华也已渐渐被淡忘。没有时间也许是真的，但常常也只是借口，我想我是更懂得克制自己和保护自己了。上个赛季，我还很是激动地半夜起来看了两、三场欧洲冠军杯，尽管明知第二天早上八点还要上课。

但是，六月三十号凌晨！我心里一惊，我好像把签证的时间预约到了那天早上……我想我不会把签证的时间都记错吧，但我真的在指望自己记错了。那天，我下了班就急急地赶回家，翻出我的笔记——没错，签证时间是六月三十号；我不死心，我是多么希望薛硕弄错了啊，立即上网查询决赛时间，结果是……我再一次面临选择了。之前的选择是熬夜看球，还是第二天以充沛的精力审慎地对待病人；现在的选择是放弃决赛，还是睡眼惺忪地去面对签证官。

那天，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许久才得以入睡。我眼前浮现的是去年的欧洲冠军杯，曼联以一个激情四射的7：1将意甲冠军斩落马下，卡卡的神奇发挥令弗格森的球队无计可施，因扎吉的梅开二度将AC米兰再度送上冠军宝座……

几天后，我顺利拿到了一年多次往返美国的商务签证。

我不禁有些感慨。二十年前的欧洲杯决赛上打进零角度凌空抽射的那个荷兰人而今已然成为教练席上镇定自若的指挥者，而我呢？八年前，我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除了上学与放学，不必有什么责任与义务的考量，生活单纯而愉快；两年前，我已是一个典型的大学生，教室-食堂间两点一线的枯燥掩盖不了寝室内朋友相聚的欢悦；现在，从放弃揭幕战的选择到放弃决赛决定，我在生活的一道道选择题中砺练了更加成长的自己。

假如你问弗洛伊德，也许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把这种砺练与成长解释为特定情境下超我的轻度增强；可是我却以为，人格结构理论太过缺乏人情味儿，以至于难以借助其对情感与考验交织的生活产生精确的体认。而2008年的欧洲杯本身，不就正是这样一段情感与考验交织的生活吗？我在生活里体认生活，在选择中学会选择，在超越后不断超越。

我知道，对生活的体认没有止境，对自我的超越也就没有止境。今天是欧洲杯结束整整两个月的日子，过去九周的三分之二我未在华西停留；我在上海、香港、广州和盐湖城经历了不同的生活，既聆听了会展业巨头对产业前景的阐发，也融入了年轻朋友们充满活力的欢笑；既有一天工作十三小时的繁忙与疲惫，也有工作之余登高望远、俯仰天地的惬意。这让我更加认识到，对生活责任的担当和对生活乐趣的享受并无任何矛盾可言，而二者的整合也许就是我将要面临的新的超越吧！

柴桦的个人空间已于8月23日恢复维护和更新，这是震后三个多月来我的空间首次实现维护和更新，我已经答复了先前所有未答复的留言。我在此向过去三个多月里访问我的空间并给我留言的朋友们表示歉意，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柴桦的个人空间”的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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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前言]
感谢您访问“柴桦的个人空间”！我本次在这里发表的日志是“柴桦教育反思录”的第一篇，初步估计今后两年内还将陆续发表相关日志十余篇，构成一个完整系列；我将在这一系列的日志中结合自身受教育经历展开深入反思，探讨学龄前、小学、中学和本科教育中常常被人忽视而又恰恰极其重要的一些问题；因为我此前已经对中学教育和本科教育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作过系统表述，因此在这一系列中我将把重点放在幼儿科学教育、儿童生理心理及社会性发展、认知科学/脑科学与学龄前教育及小学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上。欢迎大家关注这一系列日志并与就有关问题与我进行广泛探讨，帮助我完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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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学语文课上学过一篇课文，讲的是伽利略在比萨斜塔拿了一大一小两个铁球扔下去，结果证明了10磅重的铁球和1磅重的铁球是同时落地的。但这篇课文的第一段却提到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大概意思是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他说的话被人们当作真理，谁要是敢说他说得不对，就可能被批判、被惩罚；而亚里士多德恰恰提出过重的铁球先落地、轻的铁球后落地这样的观点，由此引出了下文关于伽利略试验的内容。

那时的我对物理一窍不通，当然不能理解伽利略的试验在经典物理学史上意味着什么，甚至以为扔铁球的试验方式太过简单粗糙；相反这篇课文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再明确不过的印象——亚里士多德是个坏人。亚里士多德怎么能不是个坏人呢？他说的绝对正确，还不准别人怀疑，谁敢质疑弄不好还要掉脑袋，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暴君形象吗？后来，我渐渐长大，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各种各样的书籍中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名字，但同时却没有看见他坏人的名号，我才开始怀疑起先前的判断来，也终于懂得那篇课文留给我的“亚里士多德是坏人”的印象是多么可笑。

亚里士多德是坏人，这体现了一种非好即坏、非友即敌的简明是非观；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不仅错误，而且有害无益；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观念还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儿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读过三国的孩子几乎会毫无例外地认为刘备是好人、曹操是坏人，却无从回答孙权是好人还是坏人、刘备为什么要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等问题。肯定有人会辩称，这样的问题太困难，不适合孩子回答；但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向我们证明，孩子的智能发展不仅极为迅速，而且潜力巨大；因此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应当在注重知识灌输的同时，重视智能潜力的开发，尤其是正确思维方式的培养。当孩子长大成人以后，我们就能很显然地看出，有些人看问题偏激而狭隘，有些人看问题孤立而片面，有些人看问题辩证而包容，有些人看问题全面而客观；这当然与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思维自我历练不无关系，但早期的教育引导——如果不是更加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我们要注意通过学习生活中的细节对孩子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当孩子向你提出问题的时候，采用恰当的方式帮助他分析，教给他分析的方法，而不是急于给出答案，更不是简单地告诉他对或错、好或坏。这当然需要很多精力和耐心，但作为教育者，付出一点精力和耐心不正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吗、不正是教育的使命所在吗？

几年前的一个暑假，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拜访我们的高中数学老师，那时魏老师的孩子还没有上小学。正当我们在屋顶花园里喝茶聊天时，魏老师的突然儿子问：“爸爸，从这儿到那儿（指屋顶花园的宽度）有多少米啊？”我们都看着魏老师，只见魏老师用温和的语调回答道：“这个爸爸没有量过，所以现在不能准确地回答你；一会儿我们一起来量了就知道了，我估计可能有4米多吧。”也许有人会对这样的回答不以为然，认为它过于做作和啰嗦；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回答里既包含了一个父亲虚怀若谷的谦逊，又传递了寻求问题解答的途径——估计的可能和实践的方法——这就比简单地回答“4米多”好出许多倍。这件小事给我的触动很深，魏老师的儿子一定从宽度的测量中懂得了比宽度本身更加深刻的道理，而我也从中看到了我们的教育为亚里士多德恢复名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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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医学是一门不断发展变化的学科，在各种新的科学研
究和临床实践不断丰富人类知识的同时，新的治疗方法和药
物也不断涌现。本文作为一篇医学科学知识普及类的文章，
作者尽可能提供了已被广泛认可的医学信息，但也在其中结
合了自身观点。鉴于医学的高速发展、作者知识水平的有限
和人为错误的难以避免，作者建议读者不要将本文所提供的
资讯用于临床目的，并将本文的内容与其它资料进行确证，
如与药品说明书对比以核实剂型、剂量和适应证等，以免发
生谬误和不必要的危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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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狂犬病是由细菌引起的吗？
* 答：不是。狂犬病是由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叫做狂犬病弹状病毒，它存在于被感染动物的唾液中。

[2] 只有被狗咬了才可能得狂犬病吗？
* 答：不是这样的，很多动物都可以传播狂犬病，比如猫、猪、牛、马、狼等。当然，狗还是主要的传染源，经狗传播的比例高达80~90%；还有一些动物也可以传播狂犬病，但在我们国家很少见，比如狐狸、浣熊、蝙蝠等，它们都属于肉食野生动物。

[3] 被猫、狗等动物抓伤有可能得狂犬病吗？
* 答：有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性相对于咬伤要小一些，因为动物的唾液也可以经过抓伤的伤口进入人体内，尤其是在动物舔过爪子以后。

[4] 狂犬病病人会传播狂犬病吗？
* 答：通常不会。病人的唾液中病毒数量很少，一般不足以致病。

[5] 被猫、狗抓咬伤一定会得狂犬病吗？
* 答：不一定，并不是所有被狗咬伤的人都会发病，这与咬伤部位及程度、伤口处理情况以及伤者自身免疫力有关。一般而言，头面部、上肢咬伤发病的可能性比较大；伤口未及时冲洗消毒、未及时注射疫苗的发病可能性比较大；免疫力低下、免疫功能缺陷、使用免疫抑制剂者发病的可能性比较大。

[6] 被狗咬伤后会马上发病吗？
* 答：一般不会。从被咬伤到发病要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称为“潜伏期”，狂犬病的潜伏期长短不一，但一般在3个月以内；潜伏期超过1年的非常少见，但亦有潜伏期长至十几年的病例报道。

[7] 狂犬病病毒是通过进入血液而使人患上狂犬病的吗？
* 答：不是。狂犬病病毒是通过进入神经系统而使人患上狂犬病的，它从外周神经一直“上传”到中枢神经系统，从而使病人出现一系列狂犬病的特有症状；但这不意味着病毒绝对不会进入血液，很多病人一开始会有一些类似于“感冒”的症状，如发热、头痛、厌食等，这可能是病毒入血的表现。

[8] 狂犬病患者的哪些器官会遭到损害？
* 答：狂犬病患者的主要器官损害是由外周传入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包括脊柱、脑干、小脑的损害等，其后中枢的病毒又可以向外周扩散，侵犯唾液腺，累及外周神经核团、迷走神经节、交感神经节、心脏神经节等，产生相应症状、体征。

[9] 狂犬病的治疗效果怎么样？
* 答：狂犬病一旦发病，主要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没有特效治疗办法，就更谈不上治疗效果了；国内外各医疗机构多年来报道的狂犬病死亡率均为100%。

[10] 被狗咬伤后应该怎么办？
* 答：被狗咬伤以后，如果有条件，应当就近使用大量20%的肥皂水冲洗伤口，并尽快到最近的医院接受正规的伤口处理并注射疫苗；如果医院没有条件注射疫苗的，要到疾控中心（旧称防疫站）注射。特别要强调的是，绝对禁止用嘴吸吮伤口，这种伤口处理方法方法不仅不科学、不卫生，而且容易使狂犬病病毒通过口腔黏膜感染人体。

[11] 狂犬病疫苗打一次就没事了吗？
* 答：显然不是。狂犬病疫苗有若干不同种类，同一种类也有若干不同使用方案，但无论是哪一种疫苗、哪一种方案，都没有打一次了事的；正规的狂犬病疫苗接种通常需要接受4~6次注射。

[12] 可以接受因患狂犬病死亡的病人捐赠的器官吗？
* 答：尚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从理论上说接受这样的捐赠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内脏器官的捐赠和移植，因为这些器官相关的神经组织中可能有残留的狂犬病病毒，移植后可能导致接受捐赠者发病；事实上，接受非内脏器官的捐赠也不一定就安全，国外确实有因接受角膜捐赠而感染狂犬病的病例报道。

[参考阅读]
[1] 普通生物学. 陈阅增.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
[2] 病原生物学. 周正任.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
[3] 传染病学. 杨绍基.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8月。

** FAQ,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