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桦的个人空间

六月七日晚上九点半，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从SCUMUN2008的会场走出来，和杜韧一起上了返程的出租车。前一夜，我只睡了一个半小时。我把座椅的靠背放低，舒服地趟在上面，眯缝着眼睛窥看科华北路霓虹璀璨的夜色，任凉风透过窗隙轻拂在我微汗的脸上……突然，汽车一个左转弯，摇晃中我想起了什么，稍稍侧过头去低声问杜韧：“今晚是不是有欧洲杯揭幕战？”我知道她也是老球迷了，从四川全兴vs前卫寰岛的时代就是；可这一次，她也许是不太清楚，也许是假装不太清楚，只是说：“柴师兄，我觉得你今晚回去最好什么都不要做，直接睡觉吧，小组赛不好看，明天还有一天的会呢。”我不服气，嘴上嘟哝着“我要看揭幕战”，心里却很清楚杜韧的建议是对的。

那一夜，我没有看球。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脑海中闪回的是1992年从递补到夺冠的丹麦童话、1996年决赛比埃尔霍夫的金球制胜、2000年半决赛荷兰队点球的六罚五失，还有2004年登上欧洲之巅的希腊传奇；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届欧洲杯于我而言会如此不同——我很快就睡着了。

六月八日，SCUMUN2008落下帷幕，我第一次去吃了乡村基，杜韧后来说那天吃饭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六月九日，照常上班，早上七点四十五到科室，晚上几点钟下的班我也记不清了。地震过去已经将近一个月，但伤员们却离康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不能忘记我的病人中那两个同是十七岁的地震伤员，一个男孩来自北川一中，一个女孩来自汉旺东汽中学。都是挤压伤后急性肾功能衰竭，都是双下肢骨筋膜室综合征切开减压术后，都是污染伤口，男孩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女孩是大肠埃希氏菌感染。过去的几个星期，我每天做特大换药十多次，与护士老师斤斤计较使用棉垫和隔离衣的数量，试图让截肢的危险远离他们。男孩的左小腿有明显的坏死肌肉组织，散发出令人难忘的特殊气味；女孩不哭不闹，因为她的左小腿皮温和感觉一直都不好，用镊子刺激肌束也没有太多反应。这多少令人感到些许无能为力，抗生素的应用更像是例行公事，换药也只能理解为保持切口的清洁干燥，让他们稍微舒服一点。反复请骨科的老师来为他们会诊，抉择是艰难的，我们在不安中等待再等待，希望有奇迹会发生，同时也担心局部的感染会发展成脓毒血症，使刚刚有所恢复的肾功能雪上加霜。终于，他们还是都做了左膝下半开放截肢术。手术过后，女孩依然安静；每次去给男孩换药，他就会问，我的伤口要多久才长得好，假肢好用不好用……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我依然是周一至周五每天睡五小时，周六睡六小时，周日睡七小时。我很疲惫，好在将近两年的健身房常规训练保证了我身体的健康。渐渐地，我发现我喜欢上了值班，值24小时，因为那样我中午就不能离开医院，百无聊赖，也就只好睡个午觉。

欧洲杯也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我几乎每天都忙到凌晨一点半才睡，那时十二点钟那场比赛差不多正好快要结束，但事实上我却从没看过一分钟的直播，甚至就连每晚十一点的欧洲杯专题节目也错过。等我忙完手中的事情，开始展望两点过的第二场比赛时，我知道我必须睡觉，因为六点半就要起床，明天还需要有足够的体力站着交班、站着查房，当然，还要给截肢的伤口做特大换药。

我回想起2000年欧洲杯的时光，那时正是初二下期期末考试、然后进入暑期补课的时候。我很反感补课，强烈抵触情绪与炎热异常的天气相映成趣；可我毕竟无法摆脱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现实，纵然是暑假，每天放学回家后也不能正大光明地娱乐，仍然是乖乖地钻进自己的房间，抓紧时间学习。我的房间里有一台18寸的长虹电视机，据说和我同岁，自从家里换了大彩电以后放在我房间已经有好几年了，坐落在那台夏普双卡座收音机旁，从来就没有打开过。每天上学，我自然不能在三更半夜看赛事直播；于是每晚八点的欧洲杯专题节目毫无疑问就成了我的首选。关上房门，打开老长虹，把音量调到蚊吟一般，享受欧洲杯的视觉盛筵。偷偷摸摸总是紧张的，我时断时续地看，短短一个多小时的心动时分丝毫影响不到我的学习；欧洲杯过后就要搬家了，连续好几个月的繁忙与劳累让爸爸妈妈无暇顾这些及毫厘之事，竟似乎没有起一点疑心。就这样，我认识到了意大利铜墙铁壁式防守的牢不可破，我体验到了荷兰五球狂扫南斯拉夫酣畅淋漓，我享受到了葡萄牙黄金一代性感足球的赏心悦目；就这样，我看到了意大利球员紧身球衣勒不住的激情与活力，我目睹了比利时老门将德维尔德失误加红牌的尴尬与遗憾，我见证了因扎吉攻入个人国际大赛第一球后的欣喜与激动……我不能忘记球门线上的托尔多在点球面前变成上帝，不能忘记哈吉以被罚下场的方式黯然结束自己的告别赛，不能忘记沙维尔的手球断送欧洲桑巴的冠军梦，不能忘记特雷泽盖金球绝杀意大利引发的我的复杂情感……2000年的欧洲杯，它不一定是最精彩的，但却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即便是1992年舒梅切尔的伟大扑救和1996年加斯科因的挑球过人也不能超越。

地震过去一个月了，伤员开始转往全国各地接受后期康复治疗，男孩和女孩都去了上海，我打算在七月份访问复旦大学时顺道去看望他们。我依然很忙，地震伤员转走后空出的床位不到两天就又收满了新病人，然后，过道上开始加床。一个家庭贫困的中年妇女多方求诊未果后被我们确定为多发性骨髓瘤，一个藏区前来的独肾病人已经到了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二床的邹大爷消化道出血用上生长抑素也止不住，五床的杨大伯正上着免疫抑制剂又不幸遭遇医院内感染不得不转去ICU。

渐渐地，在病人的来来去去中，我在肾脏内科的实习就要结束了，欧洲杯也进入了淘汰赛阶段。这时候的欧洲杯，再也没有被安排在十二点钟的场次了，三点钟的比赛对我来说有些遥不可及。我知道，过于执着于无法实现的目标反而会频添很多烦恼；我在想，是不是该选择放弃呢？“学会放弃，也是一种美德”——这是我最近几年常对自己说的两句话之一；另一句是“沟通，总比不沟通好”。我一点一点地从压抑与烦躁中向外挣扎，因为我告诉自己，至少我还有机会看决赛，我一定要为自己安排好时间看决赛。

欧洲杯水平更高，但世界杯更加重要。自从1986年马拉多纳连过五人的惊世入球成为世界杯的永恒定格后，人们更把世界杯当作了一种象征。1990年，我们有斯基拉奇的传奇故事；1994年我们有忧郁王子的悲喜交加；1998年我们有英阿大战的激情四射；2002年我们有奇拉维特的壮志未酬……我安慰自己，尽管世界杯如此精彩，但我不也只看了半决赛和决赛的直播么？

我情绪好了许多，精神抖擞地转到了感染科，虽然我身体上依然疲惫不堪。转科当天早上，吕主任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我们根本没想到她一来就会提问。只见她从病历里抽出一张药敏报告单，突然转过头来对我们说，你们谁来解读一下这张报告？当然是我来，我平时对抗生素的应用还算有点兴趣。解读完毕，吕主任不置可否，继续问，刚才你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多重耐药，一个是交叉耐药，解释一下。我解释了，她并没有太多表情，嘴里小声说，嗯，还不错，没有一问三不知。

这就是我在感染科的开始。我只是没料到，地震期间无病人可收、甚至把病房让一半给骨科用的感染科，在这时候会如此的忙碌。医学院有句俗话，说“除了指甲盖和头发丝不会长结核，全身任何地方都可以长”，这形象地说明了感染性疾病的累及的范围之广，何况指甲盖还可以被真菌感染，全身上下广义上不归感染科管的看来也就只有头发丝了。我管十二个病人，这些病人中，有锐器伤后伤口感染伴假性动脉瘤形成的、有马尔菲尼青霉菌感染深达骨髓的、有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伴重度肺间质纤维化的，还有慢乙肝、脑膜炎、原发性低颅压、支气管残端瘘以及若干发热原因未明的。地震期间都能在晚上七点前下班的我，这时却经常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

感染科是我请急会诊最多的一个科，甚至于我一天之内要接待三、四个急匆匆赶来、又急匆匆离开的老总。我记得一个星期六，本不该我值班，我照例打算早上去查完房就走，可是三个急会诊病人加一个新病人让我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我心里的两种情感很矛盾、很冲突——我很烦躁，好端端的一个周末就这样全泡在了医院里，不仅没有得到必要的休息，还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我也很充实，我觉得我帮助了我的病人们。想起那天来会诊的三个老总，他们一边写会诊记录，一边说了同样的话：这个请会诊记录是你写的？嗯……写得好，很清楚，字也写得漂亮！我想我是用了心的，即便我很累，即便我失去了周末，我也没有敷衍任何人，心里充满着欣慰。

那一夜，我很快就睡着了，我甚至没有去想欧洲杯。

我也很奇怪，我竟然会没有去想。

两年的这个时候，正好是德国世界杯如火如荼的时节。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也是期末考试的前夕，一切都和2000年的欧洲杯那么相似又那么不同，我再也不会像当年那样，抱着老长虹偷偷摸摸地看球了。课已经上完，我每天很规律地执行着自己的复习计划，没有半点懈怠。晚上十点半，我结束自习从教学楼出来，慢慢悠悠地从明远湖畔徜徉而过，尽管夏夜水汽迷蒙，但偶尔拂过的一丝微风也沁人心脾。我打好开水，回到寝室，恰好快到十一点，室友们已经在客厅里摆好茶几和小板凳，围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第一场比赛的开始了。茶几上，有大家买来的各种零食，我也不时带回一大包薯片或几个鸡蛋饼与大家分享。我们在澳大利亚3：1逆转战胜日本时听到了响彻校园的欢声雷动，我们在伟大的左后卫从卢卡斯·尼尔脚下得到点球时亲历了黄健翔的激情三分钟，我们在贝克汉姆凭借自己的一条右腿把英格兰带出小组赛时预感到了三狮军团前途的隐忧。大家时而一起欢呼，时而一起怒骂，时而讨论起自己喜欢的球星，时而分析起比赛中的技战术运用，一个热闹的夜晚就这样度过。凌晨一点不到，大家各自睡去，谁也没有提起三点钟的那场比赛，仿佛已然忘却。

我在学校里总喜欢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那时我一般会比闹钟早醒两三分钟，闹钟的电池也就总是用不完。洗漱停当，七点钟到，中央五台准时播出世界杯晨光战报。片头中，伴随着主题曲优美的旋律，镜头艺术地再现了凌晨三点那场比赛前前后后——在这些镜头中你看不到进球、看不到红黄牌，更看不到比分；你只能从人物的动作和神情中揣度几个小时前球场上发生的一切。我喜欢这种优美而委婉的镜头语言。在这些镜头中，我看到了黯然离场的鲁尼和腿上敷着冰袋掩面哭泣的贝克汉姆，我于是知道英格兰再一次出局了；在这些镜头中，我看到了俱乐部队友德科和范布隆克霍斯特穿着各自国家的球衣坐在场边无奈地聊天，我于是知道那一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以至于他们竟都被红牌罚下；在这些镜头中，我还看到了格罗索和皮耶罗幸福的笑容，我于是知道意大利竟在加时赛中让卡恩的球门两度失守……晨光战报的短短十多分钟，拉开了一天的美好序幕，我哼着主题曲的旋律，急急忙忙穿过食堂赶去教室，或者是进行复习，或者是参加考试……

经历了一个忙碌而残缺的周末，星期一，我还是照常回到感染科上班。事实上，除了我们到科的第一天，吕主任就再也没有对我们板起过脸，她很和蔼，虽然和蔼中透出些许严格和对原则的坚持。感染科依旧很忙，我每天都要鼓励病情最重的张婆婆和辜阿姨，她们有时会缺乏信心，这并不奇怪，我对她们的病情也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依然认为乐观和信心非常重要，放弃它们就等于放弃了希望，放弃它们奇迹也就永远也不会光顾。

我说，一定要为自己安排好时间看决赛，实际上我一直连决赛是什么时间都不太清楚，模模糊糊只记了个六月三十号，大概是六月三十号晚上吧，也就是七月一号凌晨。我一直这样认为。直到决赛前三、四天，薛硕才纠正了我的错误——不是六月三十号晚上，是六月三十号凌晨。

这已经是我今年第二次犯这种错误了，一个月前，我就因此错过了欧洲冠军杯决赛。

说起来真的很久没看球了，今年的欧洲冠军杯几乎没在我脑海中留下任何印象，以前每周必看的英超精华也已渐渐被淡忘。没有时间也许是真的，但常常也只是借口，我想我是更懂得克制自己和保护自己了。上个赛季，我还很是激动地半夜起来看了两、三场欧洲冠军杯，尽管明知第二天早上八点还要上课。

但是，六月三十号凌晨！我心里一惊，我好像把签证的时间预约到了那天早上……我想我不会把签证的时间都记错吧，但我真的在指望自己记错了。那天，我下了班就急急地赶回家，翻出我的笔记——没错，签证时间是六月三十号；我不死心，我是多么希望薛硕弄错了啊，立即上网查询决赛时间，结果是……我再一次面临选择了。之前的选择是熬夜看球，还是第二天以充沛的精力审慎地对待病人；现在的选择是放弃决赛，还是睡眼惺忪地去面对签证官。

那天，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许久才得以入睡。我眼前浮现的是去年的欧洲冠军杯，曼联以一个激情四射的7：1将意甲冠军斩落马下，卡卡的神奇发挥令弗格森的球队无计可施，因扎吉的梅开二度将AC米兰再度送上冠军宝座……

几天后，我顺利拿到了一年多次往返美国的商务签证。

我不禁有些感慨。二十年前的欧洲杯决赛上打进零角度凌空抽射的那个荷兰人而今已然成为教练席上镇定自若的指挥者，而我呢？八年前，我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除了上学与放学，不必有什么责任与义务的考量，生活单纯而愉快；两年前，我已是一个典型的大学生，教室-食堂间两点一线的枯燥掩盖不了寝室内朋友相聚的欢悦；现在，从放弃揭幕战的选择到放弃决赛决定，我在生活的一道道选择题中砺练了更加成长的自己。

假如你问弗洛伊德，也许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把这种砺练与成长解释为特定情境下超我的轻度增强；可是我却以为，人格结构理论太过缺乏人情味儿，以至于难以借助其对情感与考验交织的生活产生精确的体认。而2008年的欧洲杯本身，不就正是这样一段情感与考验交织的生活吗？我在生活里体认生活，在选择中学会选择，在超越后不断超越。

我知道，对生活的体认没有止境，对自我的超越也就没有止境。今天是欧洲杯结束整整两个月的日子，过去九周的三分之二我未在华西停留；我在上海、香港、广州和盐湖城经历了不同的生活，既聆听了会展业巨头对产业前景的阐发，也融入了年轻朋友们充满活力的欢笑；既有一天工作十三小时的繁忙与疲惫，也有工作之余登高望远、俯仰天地的惬意。这让我更加认识到，对生活责任的担当和对生活乐趣的享受并无任何矛盾可言，而二者的整合也许就是我将要面临的新的超越吧！

记得小学语文课上学过一篇课文，讲的是伽利略在比萨斜塔拿了一大一小两个铁球扔下去，结果证明了10磅重的铁球和1磅重的铁球是同时落地的。但这篇课文的第一段却提到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大概意思是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他说的话被人们当作真理，谁要是敢说他说得不对，就可能被批判、被惩罚；而亚里士多德恰恰提出过重的铁球先落地、轻的铁球后落地这样的观点，由此引出了下文关于伽利略试验的内容。

那时的我对物理一窍不通，当然不能理解伽利略的试验在经典物理学史上意味着什么，甚至以为扔铁球的试验方式太过简单粗糙；相反这篇课文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再明确不过的印象——亚里士多德是个坏人。亚里士多德怎么能不是个坏人呢？他说的绝对正确，还不准别人怀疑，谁敢质疑弄不好还要掉脑袋，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暴君形象吗？后来，我渐渐长大，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各种各样的书籍中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名字，但同时却没有看见他坏人的名号，我才开始怀疑起先前的判断来，也终于懂得那篇课文留给我的“亚里士多德是坏人”的印象是多么可笑。

亚里士多德是坏人，这体现了一种非好即坏、非友即敌的简明是非观；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不仅错误，而且有害无益；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观念还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儿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读过三国的孩子几乎会毫无例外地认为刘备是好人、曹操是坏人，却无从回答孙权是好人还是坏人、刘备为什么要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等问题。肯定有人会辩称，这样的问题太困难，不适合孩子回答；但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向我们证明，孩子的智能发展不仅极为迅速，而且潜力巨大；因此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应当在注重知识灌输的同时，重视智能潜力的开发，尤其是正确思维方式的培养。当孩子长大成人以后，我们就能很显然地看出，有些人看问题偏激而狭隘，有些人看问题孤立而片面，有些人看问题辩证而包容，有些人看问题全面而客观；这当然与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思维自我历练不无关系，但早期的教育引导——如果不是更加重要——至少也是同等重要。我们要注意通过学习生活中的细节对孩子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当孩子向你提出问题的时候，采用恰当的方式帮助他分析，教给他分析的方法，而不是急于给出答案，更不是简单地告诉他对或错、好或坏。这当然需要很多精力和耐心，但作为教育者，付出一点精力和耐心不正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吗、不正是教育的使命所在吗？

几年前的一个暑假，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拜访我们的高中数学老师，那时魏老师的孩子还没有上小学。正当我们在屋顶花园里喝茶聊天时，魏老师的突然儿子问：“爸爸，从这儿到那儿（指屋顶花园的宽度）有多少米啊？”我们都看着魏老师，只见魏老师用温和的语调回答道：“这个爸爸没有量过，所以现在不能准确地回答你；一会儿我们一起来量了就知道了，我估计可能有4米多吧。”也许有人会对这样的回答不以为然，认为它过于做作和啰嗦；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回答里既包含了一个父亲虚怀若谷的谦逊，又传递了寻求问题解答的途径——估计的可能和实践的方法——这就比简单地回答“4米多”好出许多倍。这件小事给我的触动很深，魏老师的儿子一定从宽度的测量中懂得了比宽度本身更加深刻的道理，而我也从中看到了我们的教育为亚里士多德恢复名誉的希望。

[1] 狂犬病是由细菌引起的吗？
* 答：不是。狂犬病是由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叫做狂犬病弹状病毒，它存在于被感染动物的唾液中。

[2] 只有被狗咬了才可能得狂犬病吗？
* 答：不是这样的，很多动物都可以传播狂犬病，比如猫、猪、牛、马、狼等。当然，狗还是主要的传染源，经狗传播的比例高达80~90%；还有一些动物也可以传播狂犬病，但在我们国家很少见，比如狐狸、浣熊、蝙蝠等，它们都属于肉食野生动物。

[3] 被猫、狗等动物抓伤有可能得狂犬病吗？
* 答：有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性相对于咬伤要小一些，因为动物的唾液也可以经过抓伤的伤口进入人体内，尤其是在动物舔过爪子以后。

[4] 狂犬病病人会传播狂犬病吗？
* 答：通常不会。病人的唾液中病毒数量很少，一般不足以致病。

[5] 被猫、狗抓咬伤一定会得狂犬病吗？
* 答：不一定，并不是所有被狗咬伤的人都会发病，这与咬伤部位及程度、伤口处理情况以及伤者自身免疫力有关。一般而言，头面部、上肢咬伤发病的可能性比较大；伤口未及时冲洗消毒、未及时注射疫苗的发病可能性比较大；免疫力低下、免疫功能缺陷、使用免疫抑制剂者发病的可能性比较大。

[6] 被狗咬伤后会马上发病吗？
* 答：一般不会。从被咬伤到发病要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称为“潜伏期”，狂犬病的潜伏期长短不一，但一般在3个月以内；潜伏期超过1年的非常少见，但亦有潜伏期长至十几年的病例报道。

[7] 狂犬病病毒是通过进入血液而使人患上狂犬病的吗？
* 答：不是。狂犬病病毒是通过进入神经系统而使人患上狂犬病的，它从外周神经一直“上传”到中枢神经系统，从而使病人出现一系列狂犬病的特有症状；但这不意味着病毒绝对不会进入血液，很多病人一开始会有一些类似于“感冒”的症状，如发热、头痛、厌食等，这可能是病毒入血的表现。

[8] 狂犬病患者的哪些器官会遭到损害？
* 答：狂犬病患者的主要器官损害是由外周传入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包括脊柱、脑干、小脑的损害等，其后中枢的病毒又可以向外周扩散，侵犯唾液腺，累及外周神经核团、迷走神经节、交感神经节、心脏神经节等，产生相应症状、体征。

[9] 狂犬病的治疗效果怎么样？
* 答：狂犬病一旦发病，主要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没有特效治疗办法，就更谈不上治疗效果了；国内外各医疗机构多年来报道的狂犬病死亡率均为100%。

[10] 被狗咬伤后应该怎么办？
* 答：被狗咬伤以后，如果有条件，应当就近使用大量20%的肥皂水冲洗伤口，并尽快到最近的医院接受正规的伤口处理并注射疫苗；如果医院没有条件注射疫苗的，要到疾控中心（旧称防疫站）注射。特别要强调的是，绝对禁止用嘴吸吮伤口，这种伤口处理方法方法不仅不科学、不卫生，而且容易使狂犬病病毒通过口腔黏膜感染人体。

[11] 狂犬病疫苗打一次就没事了吗？
* 答：显然不是。狂犬病疫苗有若干不同种类，同一种类也有若干不同使用方案，但无论是哪一种疫苗、哪一种方案，都没有打一次了事的；正规的狂犬病疫苗接种通常需要接受4~6次注射。

[12] 可以接受因患狂犬病死亡的病人捐赠的器官吗？
* 答：尚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从理论上说接受这样的捐赠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内脏器官的捐赠和移植，因为这些器官相关的神经组织中可能有残留的狂犬病病毒，移植后可能导致接受捐赠者发病；事实上，接受非内脏器官的捐赠也不一定就安全，国外确实有因接受角膜捐赠而感染狂犬病的病例报道。

[参考阅读]
[1] 普通生物学. 陈阅增.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
[2] 病原生物学. 周正任.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
[3] 传染病学. 杨绍基.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8月。

** FAQ,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每天走在街上，都能看到横冲直撞的狗，拖着尾巴像狼一样的狗、比婴儿车还高的狗、没拴链子的狗；我尽量躲的远远的，唯恐招惹到他们。可是人们似乎不怕这个，照常走他们的路。北京规定中心城区禁养大型犬居然惹出一场风波，郑州城管抓非法狗竟也遭到漫画讽刺（见下左图，点击看大图，引自2007年11月1日《南方周末》E29版），看来人们并没有明白狂犬病的严重性——其实理性的人应该想得到，北京和郑州的举措背后是汹涌上涨的狂犬病发病率。

大家也许都知道，被狗咬了要及时去防疫站（现在叫疾控中心）打狂犬疫苗，但却不一定知道一旦发病死亡率高达100%。北京地坛医院徐艳丽报道，1974至2007的34年间，该院共收治狂犬病患者150例，虽经积极抢救治疗，无一例生存。翻开任何一本传染病学的教材，你能看到的狂犬病发病后的治疗方法也不过是“综合对症治疗”，就是多维持一点时间的生命，多减少一点病人的痛苦而已，因为没有办法治本。近年来，医学界对狂犬病的认识也更加深入了，过去认为疯狗咬人才会使人患上狂犬病，现在提出了“健康犬”（带有狂犬病毒但未发病，表现正常的狗）咬人也可能使人发病的新观点（见右下图，点击看大图，引自2008年1月10日《中国医学论坛报》E1版），这就更值得我们提高警惕。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把狗作为宠物饲养给不少家庭带来了生活的乐趣，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中心区域犬只数量的急剧上升和狂犬病患病风险大幅增高，尤其是早期犬只管理尚不规范时，人们找来饲养的狗有病没病就只有天知道了。话又说回来，现在养狗管得严，宠物狗的疫苗倒是都打了的，但是宠物就有失宠的时候，养宠物之风盛行十几年，结果是城市流浪狗越来越多，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危险来源；再说有规定就有例外，那些天天在街边乱窜的狗恐怕没有几个是经过了正规检疫、有许可证的——谁愿意让自家那干干净净的宠物狗在肮脏的街边独自转悠呢？

所以我觉得，该管管那些在街边乱窜的狗了，怎么管？一个字，抓！抓狗不是乱抓、一概都抓。经过检疫、有许可证的是合法养狗，要保护；那么抓哪些呢？要抓那些没人要的野狗、流浪狗，以及虽然有人要但是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狗，还有就是不拴链子的狗——就是合法养狗，不拴链子的也抓——有人肯定要发言了，我的狗乖得很、通人性，不拴链子也不得咬人；还有动物保护主义者肯定觉得栓链子太侵犯“狗权”，也排好队准备发言了；但我看还是算了吧，虽然我也重视动物保护——人还有兽性大发的时候呢，何况是狗呢？如果走在一个城市的中小街道上，四下里都能看到狗，那抓狗就正是时候了；要不然过上五年十年，当我们从疾控中心的报表中看到狂犬病不断攀升的发病率时，后悔就来不及了——要知道，对于狂犬病而言，发病率等于死亡率！

2007年的5月30日，很多股民或许不愿再提及那个日子。那是一个属于牛市的季节，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财富梦想，然而，一觉醒来，印花税率从千分之一变成了千分之三，股市大跌。虽然5·30大跌并没有挫败2007年中国A股的牛市行情，7、8月间股市仍然上演着强行上攻的好戏，但是当我们回顾这一年的经济走势，5·30仍然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入选TOP10的词汇之一。我不太懂经济，但我仍然愿意尽我所能地反思5·30，以期从中获得新的教益。

股票为什么会涨会跌？这样的简单问题在财富追求日益浮躁的今天已经少有人问津，股票价格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过是电子显示牌上跳动的数字而已。2007年，A股市场的开户数恐怕已创下了历史纪录，然而新入市的股民们对股市的了解却还实在太过单薄——“低买高卖、赚取差价”——这就是他们对股市仅有的认知；不听政策面、不看基本面、不懂技术面，这样的“三不”炒股方式，风险不言而喻。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就是在“三不”股民中，也有不少人在2007年获得了超过100%的利润，但这里面运气的成分更多，也就是说，这种投资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投资也就退变成了投机。事实上，5·30之前的一个月，政策面就已经有了遏制经济过热的信号，虽然有关方面一再否认提高印花税税率的传闻，但逐渐明朗的是，A股市场很可能会成为遏制经济过热的第一战场；这时，经验老道的理性投资者已经退到避风港中休整，留下忽视政策面信息的狂热淘金者承受暴风雨的洗礼。

在我看来，股市之所以会有涨跌，其基本原因在于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正所谓“没有成交量，就没有涨跌”。既然如此，5·30印花税税率调整之所以会对股市形成巨大冲击，看来必然是这一调整影响到了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如果说，税率的调整只是交易行为的一个影响因素，那么这个交易行为归根结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让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假设你是一个股民，早上起床打开电视，看到印花税税率上调这则新闻，于是你想到，交易成本提高了，这是一个利空消息，股价可能会跌，我应该趁早把手中的股票卖出去，然后你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到了交易所；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和你有着一样心态的人也来到了交易所，准备开始一天的交易。对了，心态！用正式一点的语言来说叫做“投资者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正是投资者信心决定了交易行为，当大家都看空，开始抛售的时候，股价自然也就下跌了。请注意在上面的场景中，有这样一个分析“于是……这是一个利空消息，股价可能会跌”——这个分析很多股民乃至分析师都在用，即“利空→股价会跌”、“利好→股价会涨”——但这个推理中明显存在的逻辑瑕疵却往往被人们忽略。利空为什么就一定会导致股价下跌呢？实际上这里面还是涉及到投资者信心的问题，当你看到电视上的利空消息并决定抛售手中的股票时，你实际上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揣度了其他股民的心态，并认定他们也会像你一样看空并抛售股票从而导致股价下跌。所以站在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个推理不应该是“利空→股价会跌”，而应该是“利空消息→看空心态→股价下跌”。既然如此，这个推理也就有了导向另一个方向的可能，即“所谓‘利空消息’→非看空心态→股价不下跌”。这就需要我们再往前追究一下，为什么印花税税率提高的这个消息会被认定为“利空消息”？在股市里泡久了的人肯定会认为这种问题等同于白痴，但我们要明白，很多理所当然中往往暗含玄机。交易成本的提高就一定是利空吗？在股价全线飘红的大牛市中，如果我能继续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地赚钱，那我为什么要在乎多付出千分之二的交易费用？印花税提高千分之二，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笔惊人的巨大收入，但相比于个体的收益，这一点点损失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我们都把心态放平和一点，不要毫厘必争，让投资者信心稳健一些，那么所谓的“利空消息”虽然不会变成“利好消息”，也会转化成“中性消息”。这个时候，我们的推理就变成了“平和心态→所谓‘利空消息’转化为‘中性消息’→稳健信心→股市维持原有上涨行情”。

诚然，印花税税率的上调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具体措施；但如上所述，这种调控的效果完全可以被理性的投资思维和投资决策所抵消。可是，这种抵消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不会出现。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你可以一个人做到理性决策，却无法让所有人都做到理性决策；相反，恰恰只有当所有人都冷静到把印花税税率上调的决定当作空气时，这种抵消效应才会体现出来。我想，在我们的投资环境中是不乏理性者的，但他们能做的，也只是在嗅到消息面中异样的气味时躲进避风港；所以我说，不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绝对理性人，更不存在这样一个绝对理性群体——这正是宏观调控理论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也正是我们从5·30大跌中得到的最可宝贵的教益。

拓展一点看我们的生活，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社会生活，我们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决策——准确地说应该是“博弈”——当中度过的。博弈和决策在狭义意义上的不同就在于，决策可以是在不考虑其它因素的情况下孤立作出的，而博弈则不仅要考虑自己，还要考虑战友和对手。每年高考报志愿的时候，考生和家长都会研究自己心仪的学校历年的录取分数线，也大都看出了其中“大年”和“小年”的变化；其实，高考录取分数线一年高、一年低的更替，不正与考生和家长的“看多”与“看空”有着密切关系吗？那为什么多年来大年、小年的波动还是存在，我们何以不能用自己的理性决策来抵消这种波动呢？这正说明，在生活的博弈中也没有绝对的理性人——你可以理性，但你的战友不理性、你的对手不理性，你也无法劝说他们都变得理性起来，以至于你自己有时也只能人云亦云，伪饰自己理性的那一面。

我还不太清楚的是，在普遍意义上没有经济理性人的存在，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但不管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已经是自然而然的事。从5·30的故事中认识到这一点，虽然不能使我们提高我们经济决策中理性的成分，但却可以促进我们更加深入地去思考——在没有经济理性人的环境下，我们应当怎样去决策。

今年七月，第四届“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峰会”在我校召开，这个一年一度的峰会在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彰显了国内高等教育学界对八年制医学教育这一新兴教育模式的重视。借此东风，我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利用暑假亲自走访了部分参与八年制医学教育过程的老师和同学，请他们谈了自身对八年制医学教育现状及发展的看法。同时，我作为一名五年制医学生，身处医学教育的大环境中，也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八年制的医学教育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综合各方面的资讯，我撰写了这份报告，阐述我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得出的种种结论和未能得出结论的种种思考。

一. 八年制医学教育的背景与现状

1. 什么是八年制医学教育

八年制医学教育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教育部的批准下，全国几所著名医学院校开始实施的一种临床医学[1]教育模式，学制八年，向合格的毕业生授予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2. 八年制医学教育的不同培养模式

在全国试点八年制医学教育的高校中，八年制医学教育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模式。例如，大多数高校的八年制医学教育采用的教学模式与传统的七年制教育差异不大，但更注重学生科研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育；而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八年制医学教育则采用国外常见的“4+4”模式，即先经过四年理工科课程学习，培育严谨求实的自然科学态度，然后再引入先进教学手段进行四年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

3. 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学生与老师

八年制医学教育作为一种新颖的培养模式，参与其中的学生和老师有着自身的特点。由于八年制专业在高考录取中的收分高，所以参与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学生中学背景都很好，数理化成绩尤其突出，综合素质一般也比较高，例如四川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医学八年制学生中就有当年四川省理科综合的第一名。此外，由于各高校都非常重视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办学效果，所以一般都给八年制专业配备了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这些老师的科研成果丰硕、临床经验丰富，能够给八年制学生提供最好的指导。

4. 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培养现状

正如前面所谈，八年制医学教育起步的时间还很短，因此还有很多相关问题都在摸索之中。每年一届的“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峰会”至今已是第四届，今年峰会着重探讨的问题是“八年制医学毕业生的基本要求和学位授予条件”。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医学教育界对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培养模式、课程设置、考评标准、导师标准等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八年制医学教育仍然任重道远。

二. 在教育的大环境下对八年制医学教育的慎思

1. 八年制医学教育应该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全新培养模式

八年制医学教育是一种新兴的医学教育模式，之所以有必要开办这种形式的医学教育，就是因为它应当具备与以往五年制、七年制教育不同的特点，应当在培养学生的英语能力、科研意识、临床思维和综合素质等方面具备独立人格。

（1）八年制不能等于五年制的拉长版或英文版

八年制医学教育不能等于五年制的拉长版或英文版，这是八年制医学教育应当具有独立人格的必然结论。然而，这也正是不少参与八年制医学教育的老师和同学深感担心之处。由于课程设置缺乏本质区别，当谈起八年制和五年制的区别时，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八年制学得更慢、更细、更多使用英文教材。如果这样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变，那么八年制医学教育就将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同样是生物化学这门课，我们必须认真反思，难道八年制学生用八年制教材学一学期就达到博士生所应达到的水平了吗？他们对生物化学知识的理解究竟比五年制学生深刻多少呢？

（2）八年制不能等于“5+3+3”模式的压缩版

既然八年制不能等于五年制的拉长版，那么同样他不能等于传统“5+3+3”博士培养方法的压缩版。以往培养一个医学博士需要11年，就是硕博连读也需要10年，现在要仅用8年就培养出一个合格的、高素质的博士生，沿用传统的手段显然是做不到的；把八年制当作“5+3+3”模式的压缩版肯定将导致培养水平降低。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索新的培养途径，既缩短培养时间，又提高教育质量。

2. 八年制医学教育应当探索独立的课程配置与教材编选

八年制医学教育要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全新培养体系，就离不开独立的课程配置与教材选编，这是八年制医学教育的核心和生命力所在。

（1）八年制的课程配置不应是五年制课程配置基础上的修补与调整

八年制的课程配置应当打破原有思路、重新设计，而不是在五年制课程配置的基础上进行修补和调整。然而实际上，目前的八年制医学教育在这方面还尚显欠缺，课程设计多数与五年制区别不大；当然，与此同时，八年制的教育过程中也创造出了一些优秀的课程，下面是一些例子：

 A. 课程名称与教学方式基本相同的，如：生物化学、生理学、病理生理学、病理学等；

 B. 课程名称不同，但课程内容由多门五年制课程拼凑而成的：

 [表1]

 C. 八年制独有而五年制没有的课程

 [表2]

 D. 八年制模块教学的两个典例

 [表3]

上面提到的A、B、C、D三类例子中，A类课程八年制与五年制缺乏实质性区别，很难说八年制的学生学完这些课程后水平就一定比五年制的学生高；B类课程则多少有些“新瓶装旧酒”的意思，在这些课程中，所谓的“模块”只不过是五年制、七年制传统医学课程的简单拼凑，各部分之间缺乏有效整合，这样不一定能够提高学习的效率和效果；C类课程是八年制独有的一些课程，这些课程主要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临床思维为主，是八年制医学教育的重要特色（关于C类课程对教育资源的占用问题见后述）。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D类课程，这类课程以人体形态学模块和神经科学模块为代表，这些课程打破传统课程设置，将相关知识内容整合在一起，为学生学习相应知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体现了“模块课程”的真谛，受到了师生的好评。当然，D类课程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缺乏适用教材、各任课教师授课思路不统一等问题，需要在今后加以进一步解决（见后述）。

（2）照搬国外课程模式行不通

美国的医学教育其实就是一种“4+4”模式的八年制医学教育，那么我们照搬他们现成的课程模式不是能省去很多麻烦吗？实践证明，这样做是行不通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文化背景、学生素质、师资力量和教育资源等方面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着显著的不同。

 A. 人文素养课程的开设

人文素养课程的开设是一个矛盾点，谈起这类课程，参与八年制医学教育过程的老师和学生似乎都颇多抱怨。老师们对学生逃课、上课睡觉、说小话、不听讲等行为十分不满；而学生们则觉得这些课程没有实质意义、占用太多时间，有些老师讲得也不吸引人。例如，不少八年制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的评价是“没有意思”。

此外，给八年制学生开设西方哲学基础等较深层次的课程也存在一些问题。诚然，哲学、文学、艺术、文化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知名高校中属于学生必选的人文素养课程，但是应当注意到我们在学生文化背景、教育教师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实际上，西方哲学基础等课程只受到了一部分学生的好评。必须注意到，在现在这样一个关注娱乐、搞笑、选秀的时代，学生的思维水平普遍还不够高，对于哲学、文艺、文化这些比较抽象的东西往往听不进去，也不感兴趣，这就造成了这些课程不受欢迎；同时，学生群体当中也存在一些读书颇多、思维水平特别高的个体，哲学、文艺、文化方面简单的入门知识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要让他们安下心来听课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所以，开设人文素养课程要因地制宜，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进行；不能看见国外的高校都开哲学课，我们就也开哲学课，这不符合事实求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观。

 B. 模块课程的尴尬

前面再谈八年制的课程设置时已经提到，八年制具有代表性的“模块课程”正处在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瓶装旧酒”的尴尬。把五年制、七年制课程中几门相关性比较高的课程打个包，就成了一个所谓的“模块”（见表1），被打包的各门课还是由不同的教研室来开设、由不同的老师来讲授，没有形成对模块整体的考量，因此这样的模块课程缺乏实质意义，目前而言不过是八年制课程设置尚不成熟时的一个过渡手段，最终是要消灭的。

二是“教材与教学不配套”的尴尬。表3中提到的人体形态学模块、神经科学模块等课程从内容的选取与整合而言是做得较好的，这一点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广泛认可，但这些课程却没有与模块配套的教材。例如人体形态学模块中的影像学基础部分主要靠老师口述，而神经科学模块则需要同时使用《神经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多本教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便。

 C. PBL、ICS的问题

与模块课程的处境类似，PBL（problem-based learning）和ICS（in-case study）在执行的都遇到了一些问题，例如学生知识水平不够，开展病案讨论较为困难；学生尚未学习信息检索课程，查阅资料不够准确全面；师资力量不足，不能保证PBL、ICS的带习老师都很有经验，或者对各科病案都很熟悉。不过，从调查结果来看，同学们对PBL、ICS的满意度相对模块课程而言比较高，显示了这种教学方式的巨大发展前景。事实上，美国为什么能够采用“4+4”的模式来培养医学生，他们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完善的PBL、ICS教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缩短培养时间、提高培养效果的目标。

（3）八年制应当选用与培养模式相适应的教材

前面已经提到，在模块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暴露出了缺乏配套教材的事实，这反映出，尽管人民卫生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一整套的“八年制专用教材”，但却没有解决八年制的教材选用问题。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八年制专用教材采用的仍然是五年制、七年制的教材编写体系，如果选用这套教材，就使得八年制的教学方式不可能与五年制、七年制有大的分别，也很难保证八年制的学生对这些课程的知识理解得更深刻、掌握得更扎实。

所以，组织力量编写或从国外引进真正适合八年制学生使用的教材是发展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当务之急。只有有了完善、整合的教材，各种模块课程和PBL、ICS教学才能真正得以顺利实施，八年制医学教育的效果也才有保障。

3. 八年制医学教育在医学院校的中的地位

八年制医学教育是一种新兴的医学教育形式，由于它的种种特点，使其在医学院校具有特殊的地位。然而，这种“特殊”却不可避免要招来各种各样的议论，有叫好的，也有批评的。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八年制医学教育在医学院校中的地位呢？通过调研，我得出了以下一些结论。

（1）八年制的学生理应受到礼遇和尊敬

前面已经提到，八年制的学生具有自身的特点，他们高考成绩好，数理化成绩尤其突出，综合素质一般而言比较高，因此他们理应受到礼遇和尊敬，理应享受较好的待遇；没有参与到八年制医学教育体系当中的人，不应该就此嫉妒甚至批评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参与者。

（2）为八年制授课是教师的责任担当而非学识炫耀

由于医学院校一般对八年制特别重视，因此常常给八年制配备了雄厚的师资力量。但是，这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在调研过程中，有不少同学反映常常听到有些老师私下里说出“我不给五年制学生上课，我只给八年制学生上课”这样的话，大家对这样的态度普遍表示了反感。作为参与八年制医学教育过程的老师，无论科研成果如何丰硕、无论临床经验如何丰富，都不能忘记，为八年制授课更多的应该是教师对教育事业责任的担当，而绝不应该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学识与权威；只有为国家培养出更多、质量更好的高等医学人才，才对得起自己有幸为八年制授课的这份荣耀。

（3）八年制不能占用医学院校的全部优质教育资源

尽管前面说“八年制的学生理应受到礼遇和尊敬”，八年制也理应享受更好地待遇，但是必须指出，八年制绝对不能够占用医学院校的全部优质教育资源。高校的运作，既有学生缴纳学费的成分，也有国家给予拨款的支持，在认同各专业间差异的同时，必须保证各专业学生平等享有教育资源的权利。如果由于重视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发展，就让八年制占用了全部优质教育资源，那么这将极其有害于教育公平的实现。事实上，在一些开展八年制的医学院校中，这种有悖教育公平的现象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样的课程，八年制是教授、副教授授课，讲师带习，而五年制则是讲师、博士研究生授课，硕士研究生带习；有些学科中最著名的几位教授给八年制上了一学期的课，却没有给五年制学生讲过一个学时。这样的现象必须尽快加以纠正，因为这样，并不能保证八年制的教学效果好上加好，同时又极大地损害了五年制的培养效果。

（4）八年制不能挤占七年制、五年制学生的生存空间

就像八年制不应当占用全部优质教育资源一样，八年制学生也不能挤占七年制、五年制学生的生存空间，在担任学生干部、参与各项活动的过程中，八年制学生必须与七年制、五年制的学生公平竞争，并且这种公平要由管理老师（如学生科、辅导员）来加以确认和保证。需要注意的是，管理老师经常认为八年制学生的英语能力、工作能力比五年制学生更强，因此在选拔学生干部、为“模拟联合国”等英语活动选拔参赛选手时更偏重八年制学生，甚至直接指出要从长学制学生中选拔。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虽然八年制学生的整体素质确实要高于五年制学生，但是不能否认五年制学生中也有优秀的个体；只有教育者、教育管理者首先纠正自己的这种偏见，才能保证教育公平，使八年制学生在与五、七年制学生的良性竞争中不断提高自己。

4. 八年制学生的毕业要求和学位授予标准

八年制学生的毕业要求和学位授予标准尚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今年七月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八年制医学教育峰会仍在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根据调研结果，我想提及以下几个问题。

（1）八年制学生的分流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对达不到要求的学生有一定的淘汰机制，因此八年制学生在培养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淘汰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目前八年制学生的分流机制是以“五八分流”为核心的，即将学习成绩不能达到要求的八年制学生调整到同一年级或下一年级的五年制进行学习。然而，从调研的情况看，这一分流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尚需进一步完善。

 A. 改进综合性大学的学分制条例，使其更加符合医学教育的实际

医学是一门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神圣科学，因此医学教育具有自身特殊性，对于那些达不到学习要求的学生必须坚决加以淘汰，这不仅是医学教育的要求，更是维护人民身体健康的要求。目前各地医学院校合并入综合性大学以后，与文理工农等学科采用相同的学分制条例，这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学分制条例往往把淘汰条件放得太宽。例如，有些高校的学分制条例规定，学生有超过30个学分的课程不及格时才给予一次学业警告，学生收到两次学业警告才会被劝退；而且在学分制下，学生可以对未及格的反复重修，这都不适合医学教育的实际。试想，一个传染病学没考及格的学生经过反复重修仍不及格，而这时他所在专业很可能已经进入临床实习阶段，让这样的学生到传染科实习毫无疑问是危险的。所以，综合性大学的学分制条例尚需完善，使其更加符合医学教育的实际。

 B. 在“五八分流”以外建立其它淘汰机制

让成绩达不到要求的八年制“降入”五年制学习，这种淘汰机制看似理所当然，却暗含逻辑错误。这种逻辑为“五八分流”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五年制比八年制低级，而这是毫无根据的。五年制和八年制是临床医学教育的两种形式，二者的培养手段、教育形式等是截然不同的，它们是相互平行的两个不同专业。八年制的录取分数高，说明认同这种教育形式的人比较多，却不能说明八年制比五年制高级；正如前面所说，“八年制的学生理应受到礼遇和尊敬”，但必须指出，这种礼遇和尊敬是情感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

“五八分流”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顾及五年制学生所应享有的教育公平。因为分流这个因素的存在，五年制的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五年制的课堂教学和见习教学效果；因为分流这个因素的存在，五年制的平均成绩越来越低，对五年制学生的评价也越来越低，实际上相当于把达不到要求的八年制学生所应承担的压力转嫁到了五年制的头上，这是不客观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积极探索，建立更为合理和严格的淘汰机制，一方面要坚持“五八分流”好的一面，另一方面要敢于不分流而直接从八年制淘汰学生。

（2）建立适当的毕业要求和学位授予标准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八年制的学生对毕业要求和学位授予标准的担忧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觉得毕业要求和学位授予标准尚不明确，有一种不确定感，从而带来担忧；二是担心要求定得太高，例如要求发SCI论文才能拿到学位，让部分同学感到可望而不可及；三是担心标准定得太低，让八年制的教育效果缩水。所以，我们应当建立适当的毕业要求和学位授予标准，既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并以一个适当的标准来促进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发展。

（3）现阶段着力研究八年制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编选更为重要

综上所述，要发展八年制医学教育，首要的关键因素是抓好课程设置和教材编选，这样才能提高八年制的教学水平和教育效果；相比之下，八年制的毕业要求和学位授予标准只是一个评价机制问题，可以延后讨论，不在上面花过多精力。

三. 八年制医学教育的发展理想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了八年制教育的成功之处，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不少问题，那么我们如何解决问题、发展八年制医学教育呢？

1. 探索真正符合GMER的教育模式

GMER（Global Minimum Essential Requirements in Medical Education）是IIME提出的全球性医学教育标准，多年来一直为全球各大医学院校所推崇，但实际上的实施却有一定局限性；如何在紧张的教学时间中补充人文素养课程，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职业价值观与伦理都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尽管如此，八年制医学教育仍然同样要以GMER为蓝本，不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培养复合GMER标准的新型高等医学人才。

2. 领悟和实践大学的精神与理想

前面谈到，为八年制开设的人文素养课程常常陷入尴尬的境地，那么我们如何摆脱这种尴尬呢？我的答案是要依靠领悟和实践大学的精神与理想来实现。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书中提出“大学是传授自由知识的地方”，大学要传授的东西必须超越“技术知识”而达到“自由知识”。经常有人会问，我们学这些人文素养课程有什么用？我以前也常常思索这个答案，千方百计地企图想出学习人文素养课程可能的目的，但是纽曼指出，“知识本身即为目的（Knowledge its own end）”、“哲学本身即为目的”。人文素养课程传授给我们的是“自由知识”，学习这种知识的目的就是知识本身，学习知识没有其它目的。要想明白这一点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太难了，但是我们应该去引导他们，让他们了解大学的兴起，从大学兴起到发展壮大的波澜壮阔的过程中领会大学的精神和理想。

3. 探索的道路没有止境

探索的道路没有止境，这是一个普遍真理，对于八年制医学教育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了许多成果和许多问题，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又会有一些新的问题涌现，哲学的往复就是如此，只有我们保持进取心和对教育的热情，共同努力，才能够把八年制医学教育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1] 本报告不涉及口腔医学八年制教育的问题，所以文中所提到的“八年制医学教育”均指“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