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6日。毕业了，准备搬离寝室。晓武、黄俊和我一起整理着各自柜子里那一摞厚厚的“珍贵历史材料”，并不时抽出一份来，相互馈赠或炫耀。我从黄俊那里收走了两本模拟联合国的小册子和一张尼古拉斯·凯奇的DVD，然后举着一张纸对他说：“看！杜主席的真迹！要不要？等她成名以后可以卖大价钱的。”黄俊摇摇头，坚决地说：“不要！”——全然不顾他们的同城之谊，而晓武也只是笑笑；然后，这张“可以卖大价钱”的便笺就被扔进了废纸堆。末了，黄俊又翻出一本红色封面的杂志递给我，那是2005年10月的《新周刊》，封面文章是《第N城——重庆和它的可能性》。

时隔五年，又见城记。如果说《新周刊》2000年9月以《成都：第四城》为题的报道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城市主义精神兴起的延续，那么这一次把重庆定位为“第N城”尝试，就是对城市主义攀向高峰的助推。正如《新周刊》所说，“成都和重庆的故事，是中国大地上最富魅力的双城记”，就像五年前说起成都就不能不提重庆一样，五年之后，在对重庆长达四十六页的报道中处处可见的，仍是成都的身影。成都与重庆，是战？是和？在剑拔弩张的口水仗背后，其实人们心里都很清楚，最在乎重庆的城市是成都，最在乎成都的城市是重庆——相互排斥又相互重视，这种充满矛盾的两面性，就是成渝双城关系的魅力所在。

但是，双城记中两座城市的心态却是不相同的。抛开千年来两地聚多离少的历史不说，从1954年并入四川省，到1997年直辖，重庆作为四川省纳税最多的城市，却只能享受一个普通地级市的待遇；虽然四十三年间，重庆作为一座重工业城市在GDP上从未超越过依赖第三产业的成都，但重庆人却也更乐意于无视这一点。时至今日，说起成都，大多数重庆人都会觉得，那是一座以省会的身份曾经占过自己便宜的城市；而成都，却正敞开胸怀接纳孔亮、长顺、老码头、曾毛肚、打渔郎等一个又一个重庆火锅品牌的进驻，在杯觥交错之间忘情于沸腾的辣椒与牛油。中央宣布重庆直辖之后半个月，爸爸和一行同行去重庆开会，汽车没有走高速公路，而是在乡间小道穿行，细细品味沿途的独特光景；后来，爸爸回忆说，大约刚进重庆地界，大家下车休息、到路边一户人家问路，一开口，那个半个月前还是四川人的川东汉子便不屑地反问道：“你们，是四川来的哇？”

重庆人不愿将直辖单纯视为一次普通的行政区划调整，而是将其看作一座城市新生的契机；至于能否把握住这个机会，在重庆人看来，则跟能否在文化上与四川划清界限息息相关。这就是重庆“去四川化”运动的开始。1998年的春夏之交，《重庆晨报》率先发起了“重庆菜应该叫‘川菜’还是‘渝菜’”的大论战——直辖尚不足一年，重庆人已经不满足于与成都争夺“川味正宗”的名号，想入非非地准备自立门户了。然而众所周知，中国八大菜系，川、鲁、粤、闽、苏、浙、湘、徽，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精神；川菜则又分为上河帮、下河帮和小河帮三个亚系，分别指的即是成都菜、重庆菜和自贡菜。由此看来，重庆菜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属于川菜大系之下的一个门类，总也摆脱不了川菜的七味八滋。但重庆人却不愿放弃这种努力，他们延续着江湖菜敢打敢拼的创新传统，企图打开自己的一片天空；然而，无论是南山泉水鸡还是翠云水煮鱼，只要厨师们还在拼了老命似地往锅里洒辣椒，它就还是川菜之一个部分的重庆菜，并不因为你辣椒洒得更多，洒着洒着它就脱离川菜变成了渝菜。

渝菜的故事的只是一个缩影。有人恰如其分地把今天的四川和重庆比作“分道扬镳的双生子”，关系已断、血缘犹在——历史文化的渊源注定了重庆人“去四川化”的努力不可能取得成功。所谓“巴文化”其实并无太多底蕴可言，当年的巴国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部落，文化未成体系，今天也缺乏实物证据可考，实际上无法担当起承载地域文明的使命；对巴文化的热捧，不过是重庆人为了现实目的的需要而杜撰的一种缺乏理性的热情而已。而重庆人开发出来的所谓“渝剧”，与还在苦苦挣扎的渝菜相比，则更是差了很多，甚至于连多数重庆市民都并不买账，空空如也的剧场让他们只好拿出自知之明重新把川剧唱开来。至于“巴山渝水”替代“巴山蜀水”见诸报端，则更是重庆文化圈内的极端者自欺欺人的把戏罢了；只要张口闭口说着的还是一口四川话，重庆就永远也不能否认自己与四川的联系——因为这些东西都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大家都看得明白，你要反对也只会被宣布为“反对无效”。重庆人一定要把“去四川化”看作寻找城市新生的开始，甚至将这作为重庆人具有“顽强拼搏”精神的佐证，却不知道，这只是自己永远都无法实现的一厢情愿。

城市的新生不来源于对过去的割裂，也不来源于对当下的杜撰；那些都是不符合城市主义精神的。一个城市自我意识的萌发，既要有基于复古的复兴，也要发展出时代条件下新的个性化内涵①。重庆作为一座城市要在直辖后获得新生，就应该敞开胸怀，不怕在为了复兴而对复古进行的探索中与四川发生联系；也应该脚踏实地，从今日普通重庆人的生活中去发掘新的城市精神，而不是用所谓的“渝剧”和“渝菜”来激起市民心中那份极端得近乎扭曲的城市自豪感。对“去四川化”运动的热衷，已经成为重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桎梏；对此，你不必摆出重庆经济发展的数据来向我证明什么，文化研究早已证实，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的先进性就将成为制约经济再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这一点上，韩国就是我们身边一个活生生的例子②；重庆必须要摆脱“去四川化”的思维，否则就只能沉醉于对四川那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当中。

然而制约重庆城市发展的文化因素并非只有“去四川化”这一个。重庆本来就是一座自身充满矛盾性的城市，码头与工厂、美女与棒棒、巴蜀文化与移民文化、摩天大厦与吊脚楼等元素在丰富着这个城市内涵的同时，也让这个城市在景观和思维上都显得有些凌乱；而这种凌乱的矛盾性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重庆人的城市观念——那是一种自信感和自卑感并存的矛盾状态。说到底，“去四川化”思潮的出现，潜意识里反映的是直辖后重庆人的自信满满。在西部，重庆从未把昆明、贵阳乃至西安放在眼里，而对于成都这个强劲的竞争者，已经成为省级城市的重庆更是绝对不会允许它与自己平起平坐；因此不难理解，想尽一切办法排斥四川、打压成都就成了重庆自然而然的选择。而在另一个方面，自视甚高的重庆却又极为自卑。也许有一些重庆人已经意识到，这座城市的新生仅仅依靠“去四川化”是行不通的，但遗憾的是，他们也并不能做到从本我当中去寻找新的城市精神，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上海、香港和纽约，于是自卑感油然而生。

重庆深深知道自己的差距，它太想把自己建设成内地的上海、大陆的香港、中国的纽约，以至于有意无意地忽略掉自己正面临的城乡一体化的艰难功课。余秋雨说重庆浮嚣，但他没有看透的是这浮嚣来源于自卑之中对虚荣的追求，也没有看透浮嚣背后掩藏的是激进的功利化色彩。重庆2002年就在讲“明天的重庆就是今天的上海”③，甚至还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设定了十年的期限，但整个“十五”期间，重庆投资、融资六千亿元，为的却只是发展工商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不仅涉及民生的农村城镇化课题丝毫未被提及，而且时至今日主城区内的公共交通也为人诟病，甚至闹出了公交车售票员高喊“同志们收腹，再上两个人”的笑话④。唯一确定的是，重庆的房地产业的确得到了大发展——城市地标解放碑渐渐被摩天大楼的阴影笼罩便是明证；而重庆斥巨资打造渝中区和滨江路，力图使鸟瞰之下的渝中区⑤在视觉上更像曼哈顿，使滨江路的夜景看起来能够媲美外滩和维多利亚湾，也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那份虚荣心。令人惋惜的是，城市的虚荣心难以避免地化为了市民的虚荣心。重庆人宁可忍受摇摇欲坠的吊脚楼和拥挤不堪的公交车，也要支持那些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就算自己连半套住房都买不起，也要赞赏那座名叫“纽约·纽约”的楼盘——图的只是可以打肿脸充胖子般地向外地人炫耀，我住在这样一座大城市里，言语之中充满着自信与骄傲，却难掩心中的那份不安与自卑。繁华和现代化不等于高楼林立，不等于霓虹璀璨，更不等于可以把高楼和夜景当做炫耀的资本；繁华是一种基于民生的幸福感；重庆人在辛苦建设自己的城市的同时，或许还不明白，自己正在错解现代性。

重庆把香港当做自己城市建设的范式。香港和重庆一样，同为山城、临水而建，城市居民又多为移民⑥，但香港却表现出比重庆更为显著的包容性。那座城市似乎并未受爬坡上坎之苦、并未受水患之累，也并未在不同族群移民的相互攻讦中迷失方向⑦，这恰恰是值得重庆反思的地方——直辖十二年，前路在何方？如今夜登南山，我们看到的渝中半岛用最委婉的语言来说只能是与香港“形似神远”；四川美术学院⑧周琮凯副教授一语中的——重庆最土的地方就是自称为内地的香港！邯郸学步的道理我们都明白，重庆可以学上海、学香港、学纽约，但重庆毕竟不是上海、不是香港、不是纽约；不敢于正视城市底层肮脏角落的普通民生，依靠对他人范式的生搬硬套，就不可能在复兴城市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时代条件下新的个性化内涵，重庆这座城市的新生也就还要继续等待破茧的那一天。

遗憾的是，重庆还来不及实现在城市精神层面上符合城市主义原则的精彩转身，它的自卑感与虚荣心，以及由它们导致的浮躁情绪却已几乎成长为这座城市、和它的市民的性格。人们总是说重庆人的性格是火辣的，但却没有读出这火辣背后浮躁的潜台词。有人说，三百公里的距离容纳不下两座中心城市⑨；对这一点我不置评论。但我看到的是，很多前些年在成都购置房产想要在假期里享受这座城市休闲生活的重庆人，而今又纷纷抛售房产离成都而去——他们抱怨重庆的快节奏让自己已经无法融入成都的慢生活，有些人甚至于还企图将自己事业的失意也归咎于被成都传染了闲散与惬意；这折射出的实际上只是他们自己对问题的逃避：浮躁才是重庆人最大的敌人。说成都人休闲，这一点不假；可是休闲的成都人却从未忘记如何奋斗：不仅成都的高新西区业已成为西部规模最大的IT产业园区，而且成都的会展经济也因其蓬勃发展而吸引了世人的目光；更为重要的是，成都人的奋斗不是为了建设虚荣的表象，而是为了改善普通人的生活。农民工子女如何上户入学、村民宅基地如何实现还耕、城市住房拆迁如何保障物权、灾后重建如何统筹城乡——这些，是成都人在努力思考并为之奋斗的问题；重庆人又何尝不需要这样的思考呢？然而，我们在重庆看到的却是“史上最牛钉子户”的出现⑩，它所表现的恰好是重庆激进的城建思维和市民浮躁情绪的猛烈碰撞。当然，重庆人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也有反思。如果说四川人曾经热衷于对所谓的“盆地意识”展开自我批判的话，而今重庆人的这种自我批判则来得更加积极些。众所周知，重庆并不处在盆地当中，那又何来“盆地意识”呢？因此四川人和重庆人的自我批判本质上是不同的，四川人更多的是对自己蜗居盆地、随遇而安的生活状态的反思，而重庆人则是透过所谓反思发泄源于对城市地位的自卑而产生的浮躁情绪——重庆人高喊着“走出去”，仿佛北京、上海、香港和美国就是事业和生活的天堂、就是人生成功的标志。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扭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从重庆的中年一代向青年一代蔓延：高中学生要是考上北京、上海、香港的大学就万人称赞，要是直接申请到国外读书，更是全家光荣；留在重庆读书成了末位的选择和失意的象征，而一个医学生要是不读重医而读华西*，即便不被旁人视为奇耻大辱，自己内心也始终耿耿于怀。其实，在哪儿求学、在哪儿创业、在哪儿生活又能说明什么呢？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向我们证明了内心的坚韧比环境的优越来得更加重要，可是重庆人始终放不下这种情结：他们迫切地期望自己简历上罗列的条目更赏心悦目一些，就像他们期望滨江路的夜景更像外滩和维多利亚湾一样。其实重庆人曾经也懂得生活的。自由文化人廖一百曾在DV中记录了重庆十八梯上一位悠然在路边卖酒的老人，他教训着身边的年轻人——“生活，你们懂个屁！”但当《新周刊》的记者找到这位老者，试图买一碗他自酿的醇酒以便拉开话题时，老人却拒绝了，他说：“你们这些，不是喝酒的人。”是啊！已经不是喝酒的人了！重庆人必须要明白，从“去四川化”当中寻觅不到城市的精神，对上海、香港和纽约拙劣的模仿也换不来城市的新生；重庆新的生命只在于重庆自身；即便今天的中国大地上每一座城市都可以吃安德鲁森的面包、喝星巴克的咖啡，忘却十八梯上的老酒，但重庆的生命只在于重庆自身，每一座城市的生命都只在于它自身。拒绝返回自身去探寻，就意味着对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城市同质化浪潮的继续纵容。忘掉“内地的上海”、“大陆的香港”、“中国的纽约”吧！忘掉马云、俞敏洪、李开复吧！看看轻轨桥下的贫民窟，看看码头之上的装卸工，再看看台阶脚下等待雇主的棒棒，正视这些吧！只有从历史和当代的底层中才能挖掘出城市精神新的源泉**。

但是重庆不会在意我的疾呼。因为我只是一个成都人，他们看不起的、要战胜的以及要抛弃的成都人。

今年三月，我和朋友聊天时曾谈起一个问题——世界上你从未去过而最想去四个城市是哪里？朋友们说了很多地方，我说，我的选择是“温哥华、墨尔本、新加坡和重庆”。大伙儿哑然失笑，说，重庆和前三个城市不搭调吧！随即大家止住了笑，感叹道，明白了，你一定是想去体会体会重庆，研究一下成渝两地的恩怨吧；我点头称是。其实我曾经两次到过重庆。1997年重庆直辖前夕，我在参观完大足石刻之后，莫名其妙地被拉到渝州宾馆住了一晚，连重庆长什么样儿都没看清，第二天清早便回了成都；2008年夏天，我从香港回家，因为成都的雷暴天气，飞机先后备降贵阳、重庆，我在江北机场的停机坪上呆了两个多小时，连飞机都没有下。我真的可以说自己曾经两次到过重庆吗？我觉得还是说我没有去过重庆恰当些罢！我有点不能容忍自己与重庆两次擦肩而过；但让我更加难于接受的是，重庆人在文化研究上的浮躁与冲动，总要在有意无意间把对成渝恩怨的研究变成一场毫无价值的口水仗，以至于习惯了包容的成都人也开始思考包容的底线原则和以暴制暴的可能性。所以，时隔半年，我已决定把重庆从那份四座城市的名单中删去；我想我已经足够清晰地认识到了一个重庆，因此，重庆，就不会吸引我再去。

《新周刊》不吝惜溢美之词，把“第N城”的名号送给重庆，盛赞重庆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前提是重庆人要能发掘出那种自我觉醒的潜能，走出自信感与自卑感交织的矛盾冲突，放弃对四川无端的排斥和对上海、香港、纽约媚俗的追求，学会正视自我。否则于我而言，重庆的可能性就不是无限，重庆的可能性就在凋零、就在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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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对这一观点的详细阐述请参见我在《城记（1）：城市主义的兴起》一文的评论中对pengbile的评论的答复。
②关于这一观点，请参看：萨默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Culture Matters）：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C].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③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语。
④关于这一事例，请参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009年10月24日18:00—19:00播出的《共同关注》栏目。
⑤重庆卫视曾长期在广告间隙插播题为《鸟瞰新重庆》的专题片，其中有大量从直升飞机上俯拍渝中区的画面。
⑥史料记载，明末张献忠屠蜀以后，1685年重庆府人口不足三万，加之当代兴修三峡水利工程的影响，因此说重庆的城市居民多为移民大抵是对的。
⑦关于这一点，我拟在《城记（5）》中作详细阐述。
⑧四川美术学院，位于重庆。
⑨重庆到成都的距离大约为330公里。
⑩参见中文简体维基百科，词条：重庆杨家坪拆迁事件。
* 重医，指重庆医科大学；华西，指原华西医科大学，现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位于成都。
** 只有从历史和当代的底层中才能挖掘出当代城市的精神的源泉：pengbile语，出自对《城记（1）：城市主义的兴起》一文的评论，原话是“要寻找城市的性格，就要去历史和当代的底层中挖掘”。

如果你在网路上键入“城市主义”这四个字，你得到的结果与源于美国的一场城市规划运动有关，但那并不是我想说的“城市主义”。

从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山谷、平原、河流交汇处建立自己的定居点开始，城市的历史就诞生了；自那时起，城市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就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这种重要性直到很多年以后才逐渐被认识到。不错，古老的中国一直代表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在中国的版图上，城市和广袤的农村相比，实在是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妄下结论，推测城市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会有欠缺之处。恰好相反，虽然农业一直以第一产业的身份占据着国民经济的根基地位，但是无论是古代的朝代更迭、近代的农民起义，还是现代的农村包围城市，胜利者之所以胜利的最终标志，毫无例外的都是对城市的占领——只不过极少有人把这一点说破而已。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历经变革的国际政治格局是真实还是虚伪，也不去讨论每一个国家的主权与领土界限是否符合最新提出的国家理论；当我们着眼于某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城市的作用是把这个国家连续的广阔空间，转化成更容易抓住的一些关键点，以点带面，牵出整个蓝图；就好像在数轴上抓住有理数，放开无理数一样，城市的链接，有时候比“省”或者“州”的拼图来得更加直接。

于是这便点出了城市在功能上的同一性。对内，城市是人们的定居点；对外，城市是国家的构成体。然而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功能上的同一性是否会导致文化上的单一性？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但是在相对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城市之间在文化上的区别确实并不明显。譬如对于“西安和上海有什么区别”这样一个命题，你可能会说，西安有兵马俑、上海有新浦东；西安有羊肉泡馍、上海有新派沪菜；西安人说陕西话，上海人说上海话……是的，这样的区别很多，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些区别，很多是自然力造成，而并非由现时的城市居民自己的力量所决定。我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即，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断面上，住在西安的一位居民和住在上海的一位居民对于自己生活的体验，究竟有什么不同。试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住在一样的红砖筒子楼里，穿着一样的蓝布衬衣，凭一样的粮票肉票买菜，看一样的革命样板戏——这样的生活，似乎和西安、和上海这两座城市本身并无必然联系。这两位居民之所以成为西安和上海的居民，不过是因为他们的祖辈一直就是西安和上海及居民，或者因为某种原因迁徙到了西安和上海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于城市的感情就注定不可能是饱满的，而是被冷淡和麻木所占据。

使这种情况发生改变的是经济的发展。虽说城市功能上的同一性和文化上的多元性其实从来都是并存的，但当生活渐渐殷实起来，人们就不会再更多地把精力集中在生活琐事上，相反对城市的文化生活体验有了更高的要求；而经济发展对城市建设的推动，又反过来对人们进行了一次城市意识的大启蒙。1992年，成都的“一号工程”“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正式开工，城市里四处可见“府南河——成都的母亲河”的大幅宣传画，加之电视广播里充满城市自豪感的热情洋溢的报道，唤起了市民们对这条河流的深刻记忆和浓厚感情；同一年，我走进了府南河畔的一所小学，开始了人生漫长的求学道路，我不仅亲眼目睹了这条河流的沧桑变迁，而且更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段历史的参与者——我调查过府南河的水质、擦拭过河边上的护栏、为府南河的建设者送过开水、为共生的环保船队书写过船帆；甚至于在活水公园还在规划的时候，我就在一号桥头的乱石滩上顶着寒风为成都的环保事业呼喊过；在府南河工程还没有完工的时候，我就在成都经济电视台的演播大厅里对着镜头为自己的城市理想抒怀过。1998年，府南河工程全面竣工。这个历时六年、耗资二十七亿元的浩大工程，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生活环境的改善、沿河房地产业的大发展，也不仅仅是联合国人居奖的那一面奖牌；更重要的是，它让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恍然大悟——原来我居住在这样一座名叫成都的城市里、这座城市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她被岷江之水滋润着，柔情似水、含情脉脉，而又恰如水的外柔内刚，她的内心蕴含着一种伟力，推动自身的革新与发展，引导整个城市的文明进程。

像成都一样，这种带着文化自觉色彩的城市意识的萌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很多中国城市里悄然拉开了序幕。2000年，《新周刊》以“第四城”为题热捧作为一座城市的成都及其生活方式，这不仅让人们更加重视城市的自身定位与精神内涵，而且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自己的城市能否成为“第四城”甚至“第一城”。而对于成都人来说，从2001年提出“旅游城市、休闲城市”的城市角色定位，到2004年提出“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的城市精神表述，都标志着自身城市意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成熟。

不能忽略的是，当城市意识在中国的城市之间迅速发芽生长的时候，原本趋于平淡的城市间关系也逐渐发生着激烈的变化，每个城市都在盘算着自己如何超越对手成为“第四城”乃至“第一城”；而在这种城市与城市的竞争中，“城市意识”也悄悄向“城市主义”发展——人们学会了采用更加充满热情的方式来讴歌自己的城市，有意地稍稍压抑自己思维与行动中绝对理性的那一部分，以便表达出更强的号召力和煽动性，从而满足自己对城市自豪感的渴求，也使自己的城市从中受益。那么，城市主义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本已成熟的城市意识遭到了扭曲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急于作答。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城市主义只要不走向抛弃理性、不走向城市间的相互攻讦，便是良性竞争下产生出来的一种健康力量，有助于推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实现“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的目标。

汶川大地震后一个月，在距震中只有90余公里的成都，城市主义的光辉帮助在血与泪中摸爬滚打得已经近乎麻木的人们战胜了疲惫、再次鼓起了无畏的勇气。2008年6月14日，苟伟作曲、张靓颖演唱的公益歌曲《I love this city》录制完成，让成千上万的成都人在歌声中纵情流露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爱；2008年7月13日，“因为有你，成都更美好”的大幅公益广告出现在成都街头各个角落，我从医院下班回家的路上，虽然身心疲惫，但心里却是甜的，因为我知道，我的辛苦努力也化作了这个城市美好的一部分。

城市主义的兴起给我们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带来了新的活力，而我，则将继续用城市主义的视角来考察我们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在这个考察过程中，我会将城市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城市给我的主观感受结合起来；当然我也注意到了极端城市主义出现的可能性，但我并不避讳谈及文化上一些极端的方面，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方面同样可能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而且也因为在有过极端的考量之后，我们也许能更好地去创造一个平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