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8日，夜。我独自站在上海街头，看霓虹炫彩、看现世浮华……

这是我第三次到上海。这一次，上海给我的感受有些特别。我看到的，只是面无表情的人群，以及他们的匆匆，没有情绪。我茫然；好像第二天自己不用过生日一样。

是上海变了，还是我变了？

五年半以前第一次到上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高中生，我只能用单纯而缺乏穿透力的眼光扫视这座城市，稍微感悟城市与人的些许关系；今天回头去看，那时的我，对于繁华的理解还很肤浅，而那些所谓的感悟与思考则更是浅尝辄止罢了①。去年夏天，我又一次来到这座城市，跟随新纪元②的脚步，探寻大中华地区会议展览业的美好愿景；但在调研世博会的筹办情况时，我提出了这样一组“不和谐”的问题：从伦理思辨的层面，城市使生活更美好③，是否包含了一种对城市以外地区的潜在歧视？而我们在大张旗鼓地建设城市的时候，又是否考虑了人们对于城市化的接纳能力——如何确保所谓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是对美好生活憧憬，而不是对人的天然本性的异化？

面对美好和异化的较量，黄武雄④提出了“人类爱”的概念，他说：

这样将儿童超越偏见的特质加以定影，便是人格教育，便是人类爱的教育，也是人本教育。……即使看来远离人文社会的冷漠孤僻的人文研究都不能脱离人类爱。没有人类爱，没有文明传承作为心理背景的科学研究，研究者便沦为人与人竞争功名的工具，研究者便陷入技术性的智力较量而痛苦不堪。20世纪中叶以来，专业研究的这种倾向日益尖锐。科学研究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支，也步入后现代主义“文化工业”的沼泽，被茫茫一片不流动的死水吞噬。在后现代主义大梦正酣之时，科学研究者，逐一被安排在大型文化工业生产线的作业员岗位，以密集不断的劳力，进行研究工作。⑤

黄武雄对儿童整体观的辨认特质以及超越偏见的价值取向的推崇，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他对现代性的反思。其实，现代性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人们对现代性有太多的误读。我们今天在批判很多城市对于摩天大楼的狂热，它们错把高楼林立当作了城市化和现代性的标志。上海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场批判，因为正当别人热火朝天地修楼之际，上海的摩天建筑群早已建成多年；但对于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言，上海却无法逃避它的历史责任，因为太多的城市正把它当作范式去模仿。同样，当越来越多的人把今天上海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作为榜样去推崇，为它贴上“创业”、“实干”、“开拓”、“奋斗”等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标签时，却没有注意到它对城市居民本来生活方式的异化。是的，陆家嘴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也暴露出了城市化进程的重大问题：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城市里的人应该怎样生活？

去年在上海的六天，日程被讲座、参观和研讨占满，我没有时间真正深入到这个城市的内核中去，以至于对那组“不和谐”问题的解答也被空置起来；我们被安排去金茂大厦八十八层观光厅参观，但对我而言，那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那不是我想看的上海。今年我在上海停留了七天多，在这次对上海的私人访问中，我可以不受日程的约束，更自由地去品味这座城市。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清晨，在上海的地铁里，我看到的只是匆匆向前的人群，面无表情；年轻的他们好像既不快乐也无忧伤，但我看得出，他们没有时间在闲庭信步中享受生活，相反却正承受着生活的重压。侯晗告诉我，实际上，那些匆匆的年轻人，大多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怀揣梦想来到这里打拼的开拓者。但他们只是匆匆。他们成为了白领，但他们还记得最初的梦想吗？他们在所谓“先进”的西方企业制度近乎暴虐的约束下，疲惫于工作业绩和人际关系的压力，变得冷漠，也学会了对现实的逃避；他们以快乐为代价，换来了更高的收入，但不知道拿着高薪他们能不能抵挡住横流的物欲，避免用近于挥霍的消费来麻醉自己遭受内伤的心灵。

而上海本地人又过得怎样呢？彭彼乐推荐我看娄烨的《苏州河》，他说：“……恰恰是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才是最真实的城市性格；苏州河两岸拆迁工地上破败的房子是被阔步前进的经济遗忘的角落，外来农民工正是这座移民城市内心深处的不稳定感的象征——这才是具体到每个小老百姓的上海。”⑥ 遗憾的是，就是这些小老百姓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正在受到被错解的现代性的威胁而变得扭曲。距世博会还有一年，上海各个街道居委会已经开始忙碌，它们要应付一件大事，那就是“劝导”自己辖区的居民不要穿睡衣睡裤出门⑦。这让我想起了老电影里的场景：在上海的弄堂口，一位穿着浅棕色花格睡衣的中年妇女，裹着满头发卷，脚蹬一双精致的上海造小牛皮鞋，出来倒垃圾，顺便把弄堂内外的是是非非审视一番。然而，当一条条弄堂被建筑工地取代，人们从旧日的生活情境中走出来的时候却惊讶的地发现，原本象征高贵、富有以及闲适生活态度的睡衣，竟已从“最上海”的文化标志沦为了所谓“现代性”的大敌。“这是国家脸面的问题，”上海浦东新区昌里东路齐八小区居委会主任沈国芳如是说，“世博会时，外国人参观完园区出来以后拿着相机到小区乱窜，很有可能到我们小区来。”她的同事苏美芝也说：“国际大都市，最起码这一点，着装要做好……这样更显示一个大都市居民的素质吧。”⑧ 这些语言，表面上都很堂皇，但实际上不仅与城市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而且还暗含逻辑错误；她们可能以为把“国家脸面”这样的语汇搬出来，就无人再敢质疑她们的正确性了。有趣的是，在大人们装作一本正经的时候，《中国新闻周刊》在上海的一条弄堂里采访到一位名叫李恺艳的十四岁女孩，她说阿姨们穿着睡衣的那股“市井的亲和力”让她有种天生的好感；而谈到小区劝导着装的活动，这位90后则评论说，为了世博会这样小题大作“有点傻”、“有点应试的感觉”。真是童言无忌。中国人总是在担心在外国人面前丢了脸，这放在内地城市还情有可原，但上海这座自诩为“国际大都会”的城市，竟也担心在外国人面前丢了脸——其实，这本质上反映的是国民心底的一种自卑感：当我们总是把自一八四〇年以来的屈辱史挂在嘴边之时，这种油然而生的自卑感、以及伴随产生的卑尊屈膝和崇洋媚外就成了当代中国最为显著的民族劣根性⑨。《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质疑：上海，脱的不是睡衣，是自由；我要说：上海，脱的不是睡衣，是城市精神。当上海的小区居民都脱掉睡衣、换上正儿八经的衣服去打酱油的时候，我们只能哀叹，这不仅是在继续纵容业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城市同质化浪潮，而且还让小老百姓原本随性的快乐生活在所谓“国际礼仪”的约束中失去了光彩——这样的上海人，不就变得像那些不是上海本地人的白领一样了吗？

让我们姑且暂时放下“城市使生活更美好是否包含了对城市以外地区的某种歧视”这个问题⑩，其实，城市真的可以使生活更美好，至少是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更美好，只是上海离这个目标的实现，还差得很远；甚至于以“城市使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世博会，在某些方面上又倒过来成为了城市生活变得更美好的障碍。不过站在积极的观点和发展的立场上，我认为，与其说办这样一届世博会很讽刺，不如说办这样一届世博会很必要，因为世博会带来的不仅仅是若干园区，它还可以为我们带来新的城市理念——城市化的过程，绝不应该仅仅是对城市建筑外观和居民衣着形象的简单打造，更重要的是对城市每一位居民的人性关怀；上海在建造摩天大楼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吸纳新的城市建设与发展理念上也必须走在全国的前列：它亟需了解如何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宽容、更加宜居、更有人情味儿，让这座城市里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让每一位市民充满快乐、面带笑容。
 

注释：

①关于那段经历，请参看我于2006年5月13日发表的博客日志《上海》。
②新纪元：这里指“新纪元行政管理精英培训计划”，是由九龙总商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培训计划及文化与学术交流活动，每年7、8月间在香港和两岸四地选定的另一城市举办，邀请两岸四地十余所知名大学的学生代表参加，去年是该培训计划的第十期，在香港和上海两地举办，主题是“大中华区域会议展览业的前景与展望”。
③城市使生活更美好：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英文译作「Better City, Better Life」。
④黄武雄：男，1943年生于台湾新竹，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教授，专业几何学，长期关怀教育问题，主要著作有《童年与解放》、《学校在窗外》、《台湾教育的重建》等。
⑤引自：黄武雄. 童年与解放[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77，82-83。
⑥语出pengbile对《城记（1）：城市主义的兴起》一文的评论。
⑦关于这一事例的详细报道请参看：张蕾. 上海：脱的不是睡衣，是自由？[J]. 中国新闻周刊. 2009/11/2. 10（40）：40-43。
⑧引文出处见注释七。
⑨民族劣根性：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的、共同的、严重的缺点；这一概念的详细解释请参看百度百科，词条：劣根性。关于这一问题，与本文主题关联不大，此处受篇幅限制不能展开，另文论述。
⑩关于这一问题，拟在《城记（5）》中作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