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良木缘幽暗的烛光中，我和侯晗、朱正、聂晶晶聊起了历史观的话题。这几年来，历史题材电视剧占据了荧屏的半壁江山，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有正确的历史观正显得越来越重要。

 

然而，什么是“正确的历史观”呢？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太清楚。最初的争论起于“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我并不打算在这里重现这一场争论，但是这的确是我们这一代人开始重视历史观的开端。于是后来又有了“文天祥是不是民族英雄”的争论。再后来出来一部电视剧，叫做《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对李鸿章、慈禧、孙中山等人物的刻画都极具争议，再次掀起了一场对历史观问题的探讨。当人们还没来得及弄清《走向共和》是不是在为李鸿章翻案、是不是在丑化孙中山的时候，施琅大将军又粉墨登场了。如何评价这位在明与清之间投降过来投降过去的施琅，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同时，我们由此也自然会联想起与施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郑成功家族，也会联想起明亡清兴六十年中涌现出的一个个命运交织的人物——崇祯、李自成、多尔衮……我们又如何看待他们呢？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历史老师教给我们，判断历史上一个人、一件事的好坏有三个方面的标准：
（1）是否代表正义
（2）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
（3）是否顺应民意
然而，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这种简明历史观不仅太过浅显，而且有时还自相矛盾，再也不足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试想，如果上面三条中一条成立、另两条不成立怎么办？或者两条成立、一条不成立呢？诸如“正义”、“进步”这样的抽象概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侯晗说，对于历史观，“事实求实”是一个伟大的方法论归纳。我很赞同。我们常常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历史，这不是我们本身的错误，而是我们所处时代环境带给我们的局限性；任何时代的人都很难摆脱这样的局限性，真正“客观”地去看历史。幸亏有“事实求实”这一方法论的出现，只有站在历史的发生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抗日战争爆发时，毛主席曾预言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将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从而证明了统一战线理论的合理性。于是2003年美军进攻伊拉克之前，不少人就分析美军将在伊拉克遭到重创，因为伊拉克国内矛盾将变为次要矛盾、民族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这样的分析者中不乏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可是这一次他们错了，美军势如破竹，不少伊拉克人不仅没有奋起反抗、保卫萨达姆政权，还为美军的胜利欢呼。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很多人，包括很多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并不明白，毛泽东思想不等于毛泽东的个人史、不等于中国革命战争史；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就是要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教条主义地照搬结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他事实求实地分析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各方力量对比；2003年的分析之所以错误，就是因为人们照搬了现成的结论，没有认真地考虑伊拉克国内的实际形势和美伊力量对比。研究毛泽东思想，只能把毛泽东的个人史和中国革命战争史作为背景，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毛泽东继承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上；进一步说，尽管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但我相信站在历史的角度，研究一切哲学的最终重点都在于方法论，因为只有方法论对我们认识历史才具有指导意义。

 

可是，历史何其复杂！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我们不得不问，是什么让中国晚于世界两百年才迈入近代？由于学校教学的缘故，我们常常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割裂开来看，这样找不到答案；必须要在它们之间建立某种联系。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年，皇太极去世，顺治即位，多尔衮摄政。多尔衮摄政了七年，其间发生两件大事，一是明朝灭亡，二是清军入关；多尔衮之后又过了十一年，康熙登基，从而揭开了长达133年的康乾盛世的序幕。然而，1643年到1795年的这一段中国历史看似波澜壮阔，实则危机四伏。就在乾隆末年，世界的另一端正发生着激烈的变化，1776年美国独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中国，就在就在辉煌的表象下渐渐落后于世界了。多尔衮时代的两件大事对于清政权来说无疑非常重要，但对于作为世界之一部分的中国而言却无甚意义；物质与金钱空前膨胀的康乾盛世也在悄然之间远离了科学与进步的历史潮流。

 

中国的这种落后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呢？随着全球范围内生产力的大飞跃，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逐渐不能适应时代的进步，两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已慢慢滑向末路。这是历史的必然。美国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吗？翻阅中国的古代史，我们已经太习惯于旧的封建王朝一个个灭亡，新的封建王朝又一个个建立——社会性质始终没有发生质的变化。1782年的美国，生产力远不及当时的中国，它在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后为什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呢？翻开历史，我们发现，华盛顿当年确实有着走封建道路的条件，他手下的将军中也有不少要拥戴他当皇帝，但是这位大陆军总司令拒绝了；五年之后，在华盛顿的亲自主持下，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在这次长达116天的会议上，与会代表在原有《联邦条例》基础上制定了著名的《1787年宪法》——这是美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成文宪法。就这样，几乎是在华盛顿个人的一念之间，美国的历史便写就了。拿破仑与华盛顿的境遇相近，也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可是后来却忘记了战斗的目的，自己做了皇帝。如果华盛顿也“忘记”了呢？如果华盛顿接受了将军们的拥戴呢？如果大陆军总司令战死疆场了呢？如果美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出现过华盛顿这样一个人呢？这仿佛是历史的偶然。美国历史在最恰当的时间与最恰当的人邂逅。

 

那么中国的落后便真的是历史的必然吗？大国崛起的历史已经证明给我们看，并非只有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我们的近邻俄罗斯和日本虽然起步也很晚，但毕竟抓住了机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1861年改革和明治政府领导下的工业化大发展成就了这两个国家的强国之梦。反观中国，如果乾隆皇帝能像他的爷爷那样稍微对科学有一点点兴趣，整个国家的面貌便可能为之一新；遗憾的是，这位一代帝王选择了铜柱琉璃，选择了歌舞升平……在梦幻般的圆明园西洋花园中，乾隆下令废弃洋人设计的打水机械，从那一刻起，科学便与玩物丧志划上了等号。虽然乾隆皇帝本人也承载着几千年封建帝王教育的重压，但是他没能像华盛顿、像亚历山大二世，像所有那些成功的变革者一样，抛开历史的包袱；中国也便浪费掉了自主地迈入近代的最后机会，直到屈辱地被英国用枪炮敲开大门。

 

然而，个人品质并不是历史进程的终极答案。把历史的进程归因于个人品质也会犯下错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将苏联发展过程中的遇到的问题都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问题，没有认清苏联自身问题的实质。虽然赫鲁晓夫也曾尝试在经济领域推行激进的改革，然而苏联最终还是在一条缺乏效率的道路上前进着，未能在“冷战”中占得先机。也正是因为没有找准问题的原因，勃涅日聂夫时代的苏联又回到了斯大林式的轨道上，经济停滞了十余年；随后上任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生命皆已临近尾声，不再允许他们带领苏联更好地前进；最终，不懂得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戈尔巴乔夫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苏联引上了解体的不归路。

 

历史的终极答案不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而是方法论的问题。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才是探寻正确历史观的途径。我们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要通过运用这种方法论，科学地看待历史、评价历史。弗朗西斯·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我们最值得从历史中汲取的东西有两样：一是不要犯别人犯过的错误；二是不要忘记自己的局限性。拿破仑输给了莫斯科城下的冰天雪地，希特勒没有记住这一点，他的无知给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赢得了宝贵的转机；中国的皇帝在金迷纸醉中妄自尊大，无视西方的发展与进步，终于让自己这个中央之国蜕变成了新的夜郎。

 

或许我只断章取义地抓住了一些时间的碎片，然而，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