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七日晚上九点半，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从SCUMUN2008的会场走出来，和杜韧一起上了返程的出租车。前一夜，我只睡了一个半小时。我把座椅的靠背放低，舒服地趟在上面，眯缝着眼睛窥看科华北路霓虹璀璨的夜色，任凉风透过窗隙轻拂在我微汗的脸上……突然，汽车一个左转弯，摇晃中我想起了什么，稍稍侧过头去低声问杜韧：“今晚是不是有欧洲杯揭幕战？”我知道她也是老球迷了，从四川全兴vs前卫寰岛的时代就是；可这一次，她也许是不太清楚，也许是假装不太清楚，只是说：“柴师兄，我觉得你今晚回去最好什么都不要做，直接睡觉吧，小组赛不好看，明天还有一天的会呢。”我不服气，嘴上嘟哝着“我要看揭幕战”，心里却很清楚杜韧的建议是对的。

那一夜，我没有看球。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脑海中闪回的是1992年从递补到夺冠的丹麦童话、1996年决赛比埃尔霍夫的金球制胜、2000年半决赛荷兰队点球的六罚五失，还有2004年登上欧洲之巅的希腊传奇；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届欧洲杯于我而言会如此不同——我很快就睡着了。

六月八日，SCUMUN2008落下帷幕，我第一次去吃了乡村基，杜韧后来说那天吃饭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六月九日，照常上班，早上七点四十五到科室，晚上几点钟下的班我也记不清了。地震过去已经将近一个月，但伤员们却离康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不能忘记我的病人中那两个同是十七岁的地震伤员，一个男孩来自北川一中，一个女孩来自汉旺东汽中学。都是挤压伤后急性肾功能衰竭，都是双下肢骨筋膜室综合征切开减压术后，都是污染伤口，男孩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女孩是大肠埃希氏菌感染。过去的几个星期，我每天做特大换药十多次，与护士老师斤斤计较使用棉垫和隔离衣的数量，试图让截肢的危险远离他们。男孩的左小腿有明显的坏死肌肉组织，散发出令人难忘的特殊气味；女孩不哭不闹，因为她的左小腿皮温和感觉一直都不好，用镊子刺激肌束也没有太多反应。这多少令人感到些许无能为力，抗生素的应用更像是例行公事，换药也只能理解为保持切口的清洁干燥，让他们稍微舒服一点。反复请骨科的老师来为他们会诊，抉择是艰难的，我们在不安中等待再等待，希望有奇迹会发生，同时也担心局部的感染会发展成脓毒血症，使刚刚有所恢复的肾功能雪上加霜。终于，他们还是都做了左膝下半开放截肢术。手术过后，女孩依然安静；每次去给男孩换药，他就会问，我的伤口要多久才长得好，假肢好用不好用……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我依然是周一至周五每天睡五小时，周六睡六小时，周日睡七小时。我很疲惫，好在将近两年的健身房常规训练保证了我身体的健康。渐渐地，我发现我喜欢上了值班，值24小时，因为那样我中午就不能离开医院，百无聊赖，也就只好睡个午觉。

欧洲杯也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我几乎每天都忙到凌晨一点半才睡，那时十二点钟那场比赛差不多正好快要结束，但事实上我却从没看过一分钟的直播，甚至就连每晚十一点的欧洲杯专题节目也错过。等我忙完手中的事情，开始展望两点过的第二场比赛时，我知道我必须睡觉，因为六点半就要起床，明天还需要有足够的体力站着交班、站着查房，当然，还要给截肢的伤口做特大换药。

我回想起2000年欧洲杯的时光，那时正是初二下期期末考试、然后进入暑期补课的时候。我很反感补课，强烈抵触情绪与炎热异常的天气相映成趣；可我毕竟无法摆脱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现实，纵然是暑假，每天放学回家后也不能正大光明地娱乐，仍然是乖乖地钻进自己的房间，抓紧时间学习。我的房间里有一台18寸的长虹电视机，据说和我同岁，自从家里换了大彩电以后放在我房间已经有好几年了，坐落在那台夏普双卡座收音机旁，从来就没有打开过。每天上学，我自然不能在三更半夜看赛事直播；于是每晚八点的欧洲杯专题节目毫无疑问就成了我的首选。关上房门，打开老长虹，把音量调到蚊吟一般，享受欧洲杯的视觉盛筵。偷偷摸摸总是紧张的，我时断时续地看，短短一个多小时的心动时分丝毫影响不到我的学习；欧洲杯过后就要搬家了，连续好几个月的繁忙与劳累让爸爸妈妈无暇顾这些及毫厘之事，竟似乎没有起一点疑心。就这样，我认识到了意大利铜墙铁壁式防守的牢不可破，我体验到了荷兰五球狂扫南斯拉夫酣畅淋漓，我享受到了葡萄牙黄金一代性感足球的赏心悦目；就这样，我看到了意大利球员紧身球衣勒不住的激情与活力，我目睹了比利时老门将德维尔德失误加红牌的尴尬与遗憾，我见证了因扎吉攻入个人国际大赛第一球后的欣喜与激动……我不能忘记球门线上的托尔多在点球面前变成上帝，不能忘记哈吉以被罚下场的方式黯然结束自己的告别赛，不能忘记沙维尔的手球断送欧洲桑巴的冠军梦，不能忘记特雷泽盖金球绝杀意大利引发的我的复杂情感……2000年的欧洲杯，它不一定是最精彩的，但却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即便是1992年舒梅切尔的伟大扑救和1996年加斯科因的挑球过人也不能超越。

地震过去一个月了，伤员开始转往全国各地接受后期康复治疗，男孩和女孩都去了上海，我打算在七月份访问复旦大学时顺道去看望他们。我依然很忙，地震伤员转走后空出的床位不到两天就又收满了新病人，然后，过道上开始加床。一个家庭贫困的中年妇女多方求诊未果后被我们确定为多发性骨髓瘤，一个藏区前来的独肾病人已经到了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二床的邹大爷消化道出血用上生长抑素也止不住，五床的杨大伯正上着免疫抑制剂又不幸遭遇医院内感染不得不转去ICU。

渐渐地，在病人的来来去去中，我在肾脏内科的实习就要结束了，欧洲杯也进入了淘汰赛阶段。这时候的欧洲杯，再也没有被安排在十二点钟的场次了，三点钟的比赛对我来说有些遥不可及。我知道，过于执着于无法实现的目标反而会频添很多烦恼；我在想，是不是该选择放弃呢？“学会放弃，也是一种美德”——这是我最近几年常对自己说的两句话之一；另一句是“沟通，总比不沟通好”。我一点一点地从压抑与烦躁中向外挣扎，因为我告诉自己，至少我还有机会看决赛，我一定要为自己安排好时间看决赛。

欧洲杯水平更高，但世界杯更加重要。自从1986年马拉多纳连过五人的惊世入球成为世界杯的永恒定格后，人们更把世界杯当作了一种象征。1990年，我们有斯基拉奇的传奇故事；1994年我们有忧郁王子的悲喜交加；1998年我们有英阿大战的激情四射；2002年我们有奇拉维特的壮志未酬……我安慰自己，尽管世界杯如此精彩，但我不也只看了半决赛和决赛的直播么？

我情绪好了许多，精神抖擞地转到了感染科，虽然我身体上依然疲惫不堪。转科当天早上，吕主任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我们根本没想到她一来就会提问。只见她从病历里抽出一张药敏报告单，突然转过头来对我们说，你们谁来解读一下这张报告？当然是我来，我平时对抗生素的应用还算有点兴趣。解读完毕，吕主任不置可否，继续问，刚才你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多重耐药，一个是交叉耐药，解释一下。我解释了，她并没有太多表情，嘴里小声说，嗯，还不错，没有一问三不知。

这就是我在感染科的开始。我只是没料到，地震期间无病人可收、甚至把病房让一半给骨科用的感染科，在这时候会如此的忙碌。医学院有句俗话，说“除了指甲盖和头发丝不会长结核，全身任何地方都可以长”，这形象地说明了感染性疾病的累及的范围之广，何况指甲盖还可以被真菌感染，全身上下广义上不归感染科管的看来也就只有头发丝了。我管十二个病人，这些病人中，有锐器伤后伤口感染伴假性动脉瘤形成的、有马尔菲尼青霉菌感染深达骨髓的、有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伴重度肺间质纤维化的，还有慢乙肝、脑膜炎、原发性低颅压、支气管残端瘘以及若干发热原因未明的。地震期间都能在晚上七点前下班的我，这时却经常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

感染科是我请急会诊最多的一个科，甚至于我一天之内要接待三、四个急匆匆赶来、又急匆匆离开的老总。我记得一个星期六，本不该我值班，我照例打算早上去查完房就走，可是三个急会诊病人加一个新病人让我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我心里的两种情感很矛盾、很冲突——我很烦躁，好端端的一个周末就这样全泡在了医院里，不仅没有得到必要的休息，还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我也很充实，我觉得我帮助了我的病人们。想起那天来会诊的三个老总，他们一边写会诊记录，一边说了同样的话：这个请会诊记录是你写的？嗯……写得好，很清楚，字也写得漂亮！我想我是用了心的，即便我很累，即便我失去了周末，我也没有敷衍任何人，心里充满着欣慰。

那一夜，我很快就睡着了，我甚至没有去想欧洲杯。

我也很奇怪，我竟然会没有去想。

两年的这个时候，正好是德国世界杯如火如荼的时节。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也是期末考试的前夕，一切都和2000年的欧洲杯那么相似又那么不同，我再也不会像当年那样，抱着老长虹偷偷摸摸地看球了。课已经上完，我每天很规律地执行着自己的复习计划，没有半点懈怠。晚上十点半，我结束自习从教学楼出来，慢慢悠悠地从明远湖畔徜徉而过，尽管夏夜水汽迷蒙，但偶尔拂过的一丝微风也沁人心脾。我打好开水，回到寝室，恰好快到十一点，室友们已经在客厅里摆好茶几和小板凳，围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第一场比赛的开始了。茶几上，有大家买来的各种零食，我也不时带回一大包薯片或几个鸡蛋饼与大家分享。我们在澳大利亚3：1逆转战胜日本时听到了响彻校园的欢声雷动，我们在伟大的左后卫从卢卡斯·尼尔脚下得到点球时亲历了黄健翔的激情三分钟，我们在贝克汉姆凭借自己的一条右腿把英格兰带出小组赛时预感到了三狮军团前途的隐忧。大家时而一起欢呼，时而一起怒骂，时而讨论起自己喜欢的球星，时而分析起比赛中的技战术运用，一个热闹的夜晚就这样度过。凌晨一点不到，大家各自睡去，谁也没有提起三点钟的那场比赛，仿佛已然忘却。

我在学校里总喜欢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那时我一般会比闹钟早醒两三分钟，闹钟的电池也就总是用不完。洗漱停当，七点钟到，中央五台准时播出世界杯晨光战报。片头中，伴随着主题曲优美的旋律，镜头艺术地再现了凌晨三点那场比赛前前后后——在这些镜头中你看不到进球、看不到红黄牌，更看不到比分；你只能从人物的动作和神情中揣度几个小时前球场上发生的一切。我喜欢这种优美而委婉的镜头语言。在这些镜头中，我看到了黯然离场的鲁尼和腿上敷着冰袋掩面哭泣的贝克汉姆，我于是知道英格兰再一次出局了；在这些镜头中，我看到了俱乐部队友德科和范布隆克霍斯特穿着各自国家的球衣坐在场边无奈地聊天，我于是知道那一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以至于他们竟都被红牌罚下；在这些镜头中，我还看到了格罗索和皮耶罗幸福的笑容，我于是知道意大利竟在加时赛中让卡恩的球门两度失守……晨光战报的短短十多分钟，拉开了一天的美好序幕，我哼着主题曲的旋律，急急忙忙穿过食堂赶去教室，或者是进行复习，或者是参加考试……

经历了一个忙碌而残缺的周末，星期一，我还是照常回到感染科上班。事实上，除了我们到科的第一天，吕主任就再也没有对我们板起过脸，她很和蔼，虽然和蔼中透出些许严格和对原则的坚持。感染科依旧很忙，我每天都要鼓励病情最重的张婆婆和辜阿姨，她们有时会缺乏信心，这并不奇怪，我对她们的病情也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依然认为乐观和信心非常重要，放弃它们就等于放弃了希望，放弃它们奇迹也就永远也不会光顾。

我说，一定要为自己安排好时间看决赛，实际上我一直连决赛是什么时间都不太清楚，模模糊糊只记了个六月三十号，大概是六月三十号晚上吧，也就是七月一号凌晨。我一直这样认为。直到决赛前三、四天，薛硕才纠正了我的错误——不是六月三十号晚上，是六月三十号凌晨。

这已经是我今年第二次犯这种错误了，一个月前，我就因此错过了欧洲冠军杯决赛。

说起来真的很久没看球了，今年的欧洲冠军杯几乎没在我脑海中留下任何印象，以前每周必看的英超精华也已渐渐被淡忘。没有时间也许是真的，但常常也只是借口，我想我是更懂得克制自己和保护自己了。上个赛季，我还很是激动地半夜起来看了两、三场欧洲冠军杯，尽管明知第二天早上八点还要上课。

但是，六月三十号凌晨！我心里一惊，我好像把签证的时间预约到了那天早上……我想我不会把签证的时间都记错吧，但我真的在指望自己记错了。那天，我下了班就急急地赶回家，翻出我的笔记——没错，签证时间是六月三十号；我不死心，我是多么希望薛硕弄错了啊，立即上网查询决赛时间，结果是……我再一次面临选择了。之前的选择是熬夜看球，还是第二天以充沛的精力审慎地对待病人；现在的选择是放弃决赛，还是睡眼惺忪地去面对签证官。

那天，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许久才得以入睡。我眼前浮现的是去年的欧洲冠军杯，曼联以一个激情四射的7：1将意甲冠军斩落马下，卡卡的神奇发挥令弗格森的球队无计可施，因扎吉的梅开二度将AC米兰再度送上冠军宝座……

几天后，我顺利拿到了一年多次往返美国的商务签证。

我不禁有些感慨。二十年前的欧洲杯决赛上打进零角度凌空抽射的那个荷兰人而今已然成为教练席上镇定自若的指挥者，而我呢？八年前，我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除了上学与放学，不必有什么责任与义务的考量，生活单纯而愉快；两年前，我已是一个典型的大学生，教室-食堂间两点一线的枯燥掩盖不了寝室内朋友相聚的欢悦；现在，从放弃揭幕战的选择到放弃决赛决定，我在生活的一道道选择题中砺练了更加成长的自己。

假如你问弗洛伊德，也许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把这种砺练与成长解释为特定情境下超我的轻度增强；可是我却以为，人格结构理论太过缺乏人情味儿，以至于难以借助其对情感与考验交织的生活产生精确的体认。而2008年的欧洲杯本身，不就正是这样一段情感与考验交织的生活吗？我在生活里体认生活，在选择中学会选择，在超越后不断超越。

我知道，对生活的体认没有止境，对自我的超越也就没有止境。今天是欧洲杯结束整整两个月的日子，过去九周的三分之二我未在华西停留；我在上海、香港、广州和盐湖城经历了不同的生活，既聆听了会展业巨头对产业前景的阐发，也融入了年轻朋友们充满活力的欢笑；既有一天工作十三小时的繁忙与疲惫，也有工作之余登高望远、俯仰天地的惬意。这让我更加认识到，对生活责任的担当和对生活乐趣的享受并无任何矛盾可言，而二者的整合也许就是我将要面临的新的超越吧！

柴桦的个人空间已于8月23日恢复维护和更新，这是震后三个多月来我的空间首次实现维护和更新，我已经答复了先前所有未答复的留言。我在此向过去三个多月里访问我的空间并给我留言的朋友们表示歉意，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柴桦的个人空间”的关注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