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网路上键入“城市主义”这四个字，你得到的结果与源于美国的一场城市规划运动有关，但那并不是我想说的“城市主义”。

从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山谷、平原、河流交汇处建立自己的定居点开始，城市的历史就诞生了；自那时起，城市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就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这种重要性直到很多年以后才逐渐被认识到。不错，古老的中国一直代表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在中国的版图上，城市和广袤的农村相比，实在是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妄下结论，推测城市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会有欠缺之处。恰好相反，虽然农业一直以第一产业的身份占据着国民经济的根基地位，但是无论是古代的朝代更迭、近代的农民起义，还是现代的农村包围城市，胜利者之所以胜利的最终标志，毫无例外的都是对城市的占领——只不过极少有人把这一点说破而已。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历经变革的国际政治格局是真实还是虚伪，也不去讨论每一个国家的主权与领土界限是否符合最新提出的国家理论；当我们着眼于某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城市的作用是把这个国家连续的广阔空间，转化成更容易抓住的一些关键点，以点带面，牵出整个蓝图；就好像在数轴上抓住有理数，放开无理数一样，城市的链接，有时候比“省”或者“州”的拼图来得更加直接。

于是这便点出了城市在功能上的同一性。对内，城市是人们的定居点；对外，城市是国家的构成体。然而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功能上的同一性是否会导致文化上的单一性？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但是在相对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城市之间在文化上的区别确实并不明显。譬如对于“西安和上海有什么区别”这样一个命题，你可能会说，西安有兵马俑、上海有新浦东；西安有羊肉泡馍、上海有新派沪菜；西安人说陕西话，上海人说上海话……是的，这样的区别很多，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些区别，很多是自然力造成，而并非由现时的城市居民自己的力量所决定。我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即，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断面上，住在西安的一位居民和住在上海的一位居民对于自己生活的体验，究竟有什么不同。试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住在一样的红砖筒子楼里，穿着一样的蓝布衬衣，凭一样的粮票肉票买菜，看一样的革命样板戏——这样的生活，似乎和西安、和上海这两座城市本身并无必然联系。这两位居民之所以成为西安和上海的居民，不过是因为他们的祖辈一直就是西安和上海及居民，或者因为某种原因迁徙到了西安和上海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于城市的感情就注定不可能是饱满的，而是被冷淡和麻木所占据。

使这种情况发生改变的是经济的发展。虽说城市功能上的同一性和文化上的多元性其实从来都是并存的，但当生活渐渐殷实起来，人们就不会再更多地把精力集中在生活琐事上，相反对城市的文化生活体验有了更高的要求；而经济发展对城市建设的推动，又反过来对人们进行了一次城市意识的大启蒙。1992年，成都的“一号工程”“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正式开工，城市里四处可见“府南河——成都的母亲河”的大幅宣传画，加之电视广播里充满城市自豪感的热情洋溢的报道，唤起了市民们对这条河流的深刻记忆和浓厚感情；同一年，我走进了府南河畔的一所小学，开始了人生漫长的求学道路，我不仅亲眼目睹了这条河流的沧桑变迁，而且更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段历史的参与者——我调查过府南河的水质、擦拭过河边上的护栏、为府南河的建设者送过开水、为共生的环保船队书写过船帆；甚至于在活水公园还在规划的时候，我就在一号桥头的乱石滩上顶着寒风为成都的环保事业呼喊过；在府南河工程还没有完工的时候，我就在成都经济电视台的演播大厅里对着镜头为自己的城市理想抒怀过。1998年，府南河工程全面竣工。这个历时六年、耗资二十七亿元的浩大工程，带来的并不仅仅是生活环境的改善、沿河房地产业的大发展，也不仅仅是联合国人居奖的那一面奖牌；更重要的是，它让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恍然大悟——原来我居住在这样一座名叫成都的城市里、这座城市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她被岷江之水滋润着，柔情似水、含情脉脉，而又恰如水的外柔内刚，她的内心蕴含着一种伟力，推动自身的革新与发展，引导整个城市的文明进程。

像成都一样，这种带着文化自觉色彩的城市意识的萌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很多中国城市里悄然拉开了序幕。2000年，《新周刊》以“第四城”为题热捧作为一座城市的成都及其生活方式，这不仅让人们更加重视城市的自身定位与精神内涵，而且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自己的城市能否成为“第四城”甚至“第一城”。而对于成都人来说，从2001年提出“旅游城市、休闲城市”的城市角色定位，到2004年提出“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的城市精神表述，都标志着自身城市意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成熟。

不能忽略的是，当城市意识在中国的城市之间迅速发芽生长的时候，原本趋于平淡的城市间关系也逐渐发生着激烈的变化，每个城市都在盘算着自己如何超越对手成为“第四城”乃至“第一城”；而在这种城市与城市的竞争中，“城市意识”也悄悄向“城市主义”发展——人们学会了采用更加充满热情的方式来讴歌自己的城市，有意地稍稍压抑自己思维与行动中绝对理性的那一部分，以便表达出更强的号召力和煽动性，从而满足自己对城市自豪感的渴求，也使自己的城市从中受益。那么，城市主义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本已成熟的城市意识遭到了扭曲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急于作答。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城市主义只要不走向抛弃理性、不走向城市间的相互攻讦，便是良性竞争下产生出来的一种健康力量，有助于推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实现“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的目标。

汶川大地震后一个月，在距震中只有90余公里的成都，城市主义的光辉帮助在血与泪中摸爬滚打得已经近乎麻木的人们战胜了疲惫、再次鼓起了无畏的勇气。2008年6月14日，苟伟作曲、张靓颖演唱的公益歌曲《I love this city》录制完成，让成千上万的成都人在歌声中纵情流露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爱；2008年7月13日，“因为有你，成都更美好”的大幅公益广告出现在成都街头各个角落，我从医院下班回家的路上，虽然身心疲惫，但心里却是甜的，因为我知道，我的辛苦努力也化作了这个城市美好的一部分。

城市主义的兴起给我们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带来了新的活力，而我，则将继续用城市主义的视角来考察我们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在这个考察过程中，我会将城市发展的客观事实和城市给我的主观感受结合起来；当然我也注意到了极端城市主义出现的可能性，但我并不避讳谈及文化上一些极端的方面，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方面同样可能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而且也因为在有过极端的考量之后，我们也许能更好地去创造一个平和的未来。